星期五早上，姐姐打来一个电话，让我回一趟椿树街的老家。她替我包了茴香馅的饺子。我虽是北京人，可平常不怎么爱吃饺子，尤其是茴香馅的。姐姐说，常保国听说我答应搬家，这两天心情不错，一次也没打过她，也很想和我好好喝两盅。我买了一点水果，并把颂平送我的两件TOMMY牌衬衫带了去，权作礼物。我不敢告诉她，衬衫是蒋颂平送的。多年来，在我们家，“蒋颂平”是一个被禁锢的名字。同时被禁锢的，还有一段压在姐姐心头的秘闻。

    常保国是否知道这段隐秘，我不敢肯定。

    母亲去世后，我从未回过椿树街的老家。有一次，我去大红门，从一个福建人手里，购买捷克产的KR胆管，恰好从椿树街经过。我远远看见老家的院门关着，也就没去打扰他们。姐姐有一个儿子在深圳，但已经懒得和他们来往。有一年，姐姐和姐夫大老远跑去宝安看他，那个与马来西亚人结了婚的外甥，据说在一家公司担任高管，竟然拒绝和他们见面。夫妻俩在世界之窗公园逛了逛，对着按比例仿制的凯旋门和荷兰风车，胡乱拍了几张照片，就灰头土脸地回来了。

    可这并不影响姐姐逢人就炫耀她的儿子有出息。

    椿树街在南城，其实只是一条狭窄的小胡同。有人叫它椿树坊，也有人叫它造甲营——大概是过去八旗兵制造铠甲的地方吧，总之比较混乱。我们家的两间砖房，又低又矮。父亲还活着的那些年月，又在旁边的空地上接出了一间房。居委会的人三天两头找上门来，勒令拆除。父亲照例一声不响。被逼急了，也只是用一声长长的叹息来表明他的态度：啊！

    可谁都弄不清他这个“啊”到底是个什么鸟意思。

    母亲已经有点顶不住了，可父亲反而得寸进尺，用造房剩下来的砖瓦，在房前又围了一个足有三四十平方米的小院。奇怪的是，小院围成以后，居委会的人却再也不上门来了，他们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他们害怕父亲的沉默寡言。

    父亲长得高大白净，背有点驼，对什么事情都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他原先是酒仙桥一家国营电子管厂的正式职工，后来不知出了什么事，就被打发回家了。成天围着一块白布围裙，戴着蓝咔叽布的袖套，在家对面的胡同里替人修收音机。我那时还小。有一天，我问母亲，爸爸为何从来不跟我们说话？母亲说，他心里很苦，性情就变了。她还说，我刚出生的那些日子，他每次下班回家，进门第一件事就是趴在床上，在我脸上一顿乱亲，连鞋都来不及脱呢。听她这么说，站在一旁仰望着她的崔梨花，脸上就有了迷茫的表情。

    “他也亲我吗？”憋了半天，生性胆小的崔梨花终于问道。

    “也亲。”母亲想了想，笑着摸了摸她的头。

    终于有一天，在那间光线幽暗的修理铺里，父亲趴在堆满半导体零件的小桌上，手里攥着一把绿色的小改锥，死了。

    据说是心肌梗塞。

    那天傍晚，我到得稍微早了一点。常保国在邻居家打牌，还没回家。姐姐在砧板上剁肉。她本来也可以使用冰箱里的肉末，可她说机器压出来的肉泥有股子生铁味，不好吃。她只比我大两岁，可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这么多年来，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认真地打量她。她笑起来的时候，总有一种故意讨好别人的意味。虽说一向如此，可我每次看见她这张脸，心里总有点厌恶。她问我最近有没有找到意中人，并马上提到，她们单位有一个离异的同事，四十岁左右，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人倒是很实诚，长得“美丽端庄”，就是说话有点大舌头，问我愿不愿意见一见。

    我告诉她，前几天刚刚遇到过一位算命先生，听他的口气，似乎我这辈子再也结不上婚了。我没提是在哪儿见到这位算命先生的，她听不得“蒋颂平”三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