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元素，反映了当时中国龙蛇混杂的社会现实，非常具有代入感。因此，程小青也成为了无可争议的“中国推理小说第一人”。

    程小青一生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广推理文化，虽几经沉浮，却不改其志。他参与制作并主编了一系列推理文学杂志，是这个领域的先驱。一直到解放后，程小青依然活跃在推理文坛的第一线，直到1976年去世。

    受程小青的影响，当时的中国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推理小说创作者。孙了红、于天愤、张碧梧、赵菬狂等人竞相登场，共同打造出了中国推理第一个繁荣局面。很多评论者认为，就起步水准而言，中国推理要远远高于1923年之前“混沌期”的日本，甚至可以比肩江户川乱步出世之后的“新青年时期”。

    但是，客观条件没有给中国推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伴随着连年不断的战争和一蹶不振的经济，中国推理的第一波浪潮就此终结。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量公安文学和反特小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推理文学第二次热潮，但笔者并不这样认为。我们且不说公安文学和反特小说究竟是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推理小说，即便算，这种局面也是在客观的政治条件（包括我们当时的社会体制和前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响）干预之下催生出来的，并不是真正的文化领域的繁荣。

    真正的第二次繁荣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出版环境的宽松，一大批优秀的外国推理小说来到中国。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

    1979年，《译林》杂志创刊。在创刊号上，杂志全文刊登了“女王”的《尼罗河上的惨案》——这部作品改编的电影在当时引发了轰动。这一举动引发了一场论战。很多专家学者认为，现阶段的中国不适宜大量译介外国文学，尤其是带有凶杀情节的推理小说。但是，读者的呼声最终压倒了一切，不久，群众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和埃勒里·奎因的《希腊棺材之谜》，推理小说的热潮不可抑制地爆发了。松本清张、森村诚一、夏树静子等名家的作品在20世纪80、90年代陆续出版，中国读者第一次领略到了诸位推理大师的风采。时至今日，群众出版社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应该是中国市场销售量最大的推理小说，连近些年的东野圭吾也难以望其项背。

    与翻译小说交相辉映的是两岸三地原创者的又一次尝试。蓝玛、曹正文、钟源、蓝霄为代表的一大批作者涌现出来，创作了大量推理小说。但客观地讲，这个时期没有出现程小青式的“领路人”，作品的质量并不突出，无法像日本那样引领推理文学发展方向。

    进入新世纪，随着资讯传播越发便利，中国的创作者有机会在第一时间阅读到全世界各个地区优秀的推理作品。而网络时代的来临，使得中国的创作者们不必闭门造车、孤军奋战，可以更多地与志同道合者展开交流，这无疑有助于创作水准的提高。

    同时，以新星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为代表的一些出版社，开始以专业的角度进行推理作品的出版。在追求利润的同时，这些出版社也在刻意培养本土推理文化，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在多方面共同的努力下，推理小说的出版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不可否认，外国推理作品依然占据了95%以上的出版份额，原创推理在这样一种局面之下，发展形势依然非常严峻。

    纵观原创推理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其发展是极其缓慢而艰难的。在程小青时代之后，无论是文本质量还是商业价值，原创推理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步，甚至还有不进反退的趋势——因为再也没有出现一个可以和程小青比肩的创作者。相比于紧邻日本，作为文化母体的中国，在推理文学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