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留神，吴思又有一部新著问世了。出差回来，机场卖书的小姐告诉我，这个吴思就是写《潜规则》和《万历十五年》的那个人，很有名的。看来，吴思老兄的名声，已经隐隐然有压过黄仁宇的苗头了。

    《血酬定律》显然是吴思近来文章的合集，一篇篇的文字，在原来刊物上发的时候，都很是扎眼，属于翻开以后首先要看的那一类，个个都带着作者绵密的功夫、认真的考据和清晰的论理。然而，在合集之后，再来阅读，似乎感觉热力稍逊，显然全书还没有走出《潜规则》的光影，只能说是《潜规则》的续篇。当然，反过来也说明了《潜规则》的魅力。

    吴思所说的潜规则，实际上有点我们讲制度的人说的“隐性制度”，虽然不见成文，但却实实在在地被遵行着的某些制度，里面既包含行为规则，也包含等级秩序和组织安排。古代中国是个农业国度，用黄仁宇的话来说，就是无法用数目字管理，所以历朝历代，制度设计不可避免地要留下很多空隙和含混之处，越是到制度的末梢，所谓的亲民层次上，含混的地方就越多，全靠具体和老百姓打交道的官和吏，通过自身的行为去填补。过去我们常抨击的传统的人治，在这个地方体现得特别充分。当然人治也不是任意胡治，大体上还是有规矩的，这规矩，就是吴思所谓的潜规则。在清代，这种潜规则的一部分，叫做“陋规”。

    潜规则蠹民害民的地方吴思已经讲得很多了，在此就不再多说了。不过需要提一下的是，潜规则的生成，也多少跟成文规则有点关系。比如明代朱元璋明明知道官僚实际上都是他的雇员，是为他做事的，但却因游民出身的底子，而对官吏暗怀愤恨，把他们的工资压得很低，一个县太爷，一年的薪水不过三四十两白银。而衙门的书吏，工资就更低，一年不过几两银子。清承明制，官吏的低薪制被原样继承下来。如果严格按这个工资水平，当官大概人人都得像海瑞那样，过得跟贫民似的，一年到头吃不上顿肉。显然，像海瑞这样的迂腐清官不会太多，所以，就有了潜规则。

    潜规则不是光为自己捞钱，还要照顾到上下左右，送往迎来，在什么缺分上（官职本身的油水多寡），对上司、对京官，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各送多少，都是有一定之规的，不是简单的一个“贿赂”两字能说清。比如对京官，凡是上京觐见的地方大员，见人都要送一份银子，不是单送管他们的人（当然有多寡之分）。因为大家俸禄都低，都要指这个“额外的”收入过活。书吏和衙役也是一样，办什么事情，捞多少，与相关者如何分，都有规矩在，谁也不敢错半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潜规则实际上是古代官场在运行层面的平衡机制。

    在传统社会里，只要是正常的太平年景，官吏的行为是有制约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潜规则的形成，也是这制约的一部分。泛泛地说，监察机构的监督，传统道德的约束和乡里乡绅的制约，都是制约官吏的因素。但这些制约因素之所以能够存在，关键在于，对于整个官僚体系来说，保持平衡是体系生存的关键因素。个别官吏的过分贪婪，往往会引发左邻右舍的不安和紧张，如果导致群起效法，那么原来官、绅、民的系统平衡就有可能会倾覆，这对于王朝官僚体系的长久利益显然是不利的。所以只要这个体系还能正常运转，那么就会有人出面对这种过分的贪婪进行制裁。比如潜规则中地方官最主要的额外收入耗羡（征钱粮过程中借口损耗而多征的部分），到底多征多少，正式制度没有规定，根据缺分的好坏，少则3％，多则10％，往往以各地乡里社会的容许度为限。如果有人一下子征到15％或者更多，那么平衡就被打破了，左右难免紧张，或者大家群起效法，或者此人遭到弹劾。显然，在传统王朝的常态，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后者。《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跟人去高要县打秋风，人说高要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