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的迷信，像当时的名记者黄远庸说的那样，幻想着只要民主共和的旗帜挂在城头，中国就可以立马改变了模样。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缺乏对民主制度的虔信，只是把这种制度当成工具，甚至看成可以和中国古老的权力技术嫁接起来的工具。所以，怪事就出来了：彻底地学习西方的旗帜下的革命政府，不仅随意地以政府法令的方式侵夺公民权利（比如剪辫），而且可以在旬月之内，随意改变政体。然而，革命党人的错误并不足以导致袁氏最终的帝制自为，跟后来的军阀混战更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唐德刚先生不是考证过了吗？宋教仁被刺案最终跟袁世凯并没有直接联系，袁跟宋案的关系更可能像后来的蒋经国跟江南案的关系一样，是手下的过于忠实之徒将马屁拍到马腿上的结果。而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不也是革命党人自己先打的第一枪，而且连蔡锷都对此表示声讨吗（实际上许多革命党人也对此不以为然，三督之中，广东的胡汉民和湖南的谭延闿实际上都是被迫参加的）？是国民党人自己破坏了宋案法律解决的可能，既然如此，袁世凯有必要跟革命党人一般见识，毁掉自己的合法性基础吗？事实上，第一届国会选举上国民党的大胜，很难说一定刺激和威胁到了袁世凯的地位。因为我们看到当时大权在握的袁世凯，对于国会选举，并没有动用他的行政和军事资源进行干预，一任国民党高歌猛进（事实上，这种干预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容易的，后来的段祺瑞在资源远不如袁世凯的情况下，还成功地操纵了一次“安福国会”），而且，就当时而言，连宋教仁自己也清楚，就算是由国民党组阁，当时的政体也是法国式的半总统制，总统依然是强势，大选的胜利，距离威胁袁大总统的宝座还远着呢。更何况，当时的国民党诸巨头——孙、黄、宋等人，或者沉迷于修20万公里铁路，或者沉迷于宪政，头脑里有没有夺权的概念都很难说。退一万步说，就算是国民党的“抢班夺权”行为刺激了袁世凯，那么经过一系列成功的政治和军事运作，袁世凯不仅消弭了国民党的势力，也消灭了原来对他的种种制度上的限制，甚至成功地赢得了舆论的同情，有什么必要非要一步步走到帝制的火炉上呢？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最终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事实上的皇帝，不仅是终身总统，而且还可以传子（指定下届总统），就算袁世凯是个超级的野心家，皇帝的名位对他真的就那么重要吗？富有政治经验、老于世故的他，难道看不出这里的政治风险吗？为了一个虚名而去冒险，像个“当代曹操”的作为吗？

    当然，对此，唐氏还有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袁世凯的思想旧，满脑子都是中国传统的统治术。这一点，相信熟读《资治通鉴》的唐德刚先生，特别有感觉。的确，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怎么看都有古代权术的影子，唱了很多看似高明的老调子，玩了些许其实并不高明的小伎俩。唐德刚采访过的顾维钧（当时做过袁世凯的英文秘书）也认为，袁世凯根本没有对民主制度的基本信仰。当然，袁世凯从教育背景来看，的确比孙中山要旧些，但这个背景的差异，并不意味着袁世凯必然头脑冬烘，不会赞同向西方学习。唐氏自己也说，在清末新政的时候，袁世凯是个相当新的人物。其实，当时的袁世凯岂止“新”，他可以说是新政的关键，新政以全面学习西方为目标的改革，在军事、警察、邮政、司法、行政和教育等诸方面，都有他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当时的他，甚至跟立宪派也有密切的联系，清朝的预备立宪，如果没有他这样的重臣推动，肯定不会那么快。从那时起，他的夹袋中就已经储备了一干受过西方教育的人才，其学识和对西方政治的认识，并不逊于革命党人。退一步，如果非要说袁世凯思想旧，那么二次革命失败后的孙中山旧不旧呢？当时的袁世凯不过是在抓权揽权集权，但民国的各项改革比如司法、行政、警务、税收等仍然在一板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