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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帝制的中国,明清两朝,士大夫能够中进士而且点翰林,是科举途上最荣耀的事情。一般做了翰林之后,仕途最顺,不仅可以有机会外放考官,收若干门生,纳若干“孝敬”,而且升迁特快,用不了多少年,就可以位列卿相。不过,清末,却有两位翰林公参加推翻帝制革命的,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谭延闿。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位谭延闿。谭延闿本是贵胄公子,父亲谭钟麟,本是清末的地方大员,不过面目相当保守,戊戌变法时任两广总督,不惟抵触革新,而且连前任兴办的水师鱼雷学堂也给裁撤了。谭延闿是谭钟麟的晚年得的儿子,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似乎不利于优生,但这个老来子却非常聪明,书读得好,是光绪三十年会试的第一名,即会元。湖南名士王闿运闻之大喜,说是破了湖南的天荒(谭延闿是湖南人,湖南清季二百年没人中过会元)。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老子和儿子唱反调的事特多,老子保守,儿子往往就激进,越是有出息的儿子就越有激进的可能。中进士入翰林之后,谭钟麟死了,回家守制的谭延闿,很快就跟鼓吹改革的立宪派搅在了一起,高票当选湖南谘议局议长。接下来辛亥革命,“山大王”焦达峰做了湖南都督,没多长时间就被刺杀,谭延闿被推上都督的椅子,从此落入“革命阵营”,二次革命反袁(世凯),国民党阵营的四个省督独立,也有他一份。此后在湘督位置上几番上下,率领残余湘军跟随孙中山东奔西走,参加北伐,时而省长,时而督军,时而总司令,时而军长,最后做到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院长。

    谭延闿在国民党内,人缘极好,因他是文官,人称文甘草。中药配伍各有禁忌,惟有甘草跟什么药都能配合一起用。凡被人叫做甘草的人,往往有副特别好的脾气,谭延闿为人之随和,是出了名的。湘督三易上下,每次都安之若素,走之从容。做官时,下属进门不用报告,有座便坐,有烟自取享用,而谭延闿不论什么时候,都和颜悦色,了无怒容。即使被当面羞辱,则装作不闻,即使被部下卖阵,差点做了俘虏,也不过是苦笑着摇摇头而已。所以,他的第二个外号,叫谭婆婆。谭延闿人有名气,字也写得好(要是开门卖的话,完全可以卖个好价),一直做着大官,按道理字不太好求,但湖南各地饭铺酒店,到处都有他的墨宝。随便一个马弁副官,都可以替人求字,谭搭纸费墨,没有二话,也许有些是秘书长之类的代劳,但都得到他的首肯,肯将名义假借的。大革命时期,国共时有摩擦,左派右派,壁垒分明,但是惟有谭延闿,左派当他站在左边,右派当他站在右边,两边的攻击炮火,都擦不到他的边。反过来说,这种人的用处也不大,做到行政院长,也不过是国民党内各个实力派都能接受的作为缓冲用的沙袋,一个军人政权的点缀。

    谭延闿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赶上了一个武人当家的时代,遍地烽火,到处打仗。“左也是东洋刀,右也是东洋刀”(袁世凯语),帮会、土匪、教门也各逞威风,有枪就是草头王,枪多气粗,各以实力说话。谭延闿一介贵胄公子,不幸又是读书种子,中过会元,点过翰林,虽然据说在第一次做都督的时候曾经在武人面前露过一小手——可以双手使枪,而且枪法极准,但依然没有武人拿他当自己人,因为他不是士官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也不是保定系(保定军校毕业)。而他自己,也没有亲自下部队,带兵打仗,实现从文人到武将的转变。所以,尽管他当过的官尽是些“武职”,督军、司令、军长之类,但始终成不了一个带兵官,顶着那么多貌似军阀的头衔,却从来掌不了实权。实际上却是秀才遇见兵,不仅有理讲不清,而且很容易被人架空,甚至赶走。

    在那个时代,文人混在武人堆里,做幕僚也好,做“长官”也罢,往往带有很大危险性,弄不好就会被上下左右的野心家们给牺牲掉。可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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