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今的中国农村，尤其是南方农村，宗族的复兴已经是一个潮流，修族谱、建祠堂的热闹，连一些革命多年的老干部也卷了进去，不仅乐此不疲，而且带着莫名的兴奋。虽说跟从前的宗族相比，山已不是那座山，河也不是那条河，连祠堂门外的狗都不是那条狗了，但毕竟族谱修了（而且印制成册，出版发行），祠堂盖了，祖宗牌位供起来了，甚至连族长都选出来了。

    对待宗族的态度，国内学界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原来一提到宗族复兴，言里言外，多少有点“沉渣泛起”的意思，总是习惯用“把持”、“干扰”这种词来形容宗族的作为（在谈及村民选举时尤其如此）。现在除了少数立场特别坚定的人之外，多数研究者都看到了宗族在社会整合、社区建设和公共产品的提供等方面的作用。前不久在江西召开的有关宗族的学术讨论会上，美籍华人学者蔡莉莉用非常地道的政治科学方式，证明了在同样的经济文化条件下，有宗族的村庄和没有宗族的村庄，其公共设施存在很大的差别。可在国内学者看来，这已经是常识了。当然，这的确是常识，在中国古代的相关著述和国外有关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论述里，中国的宗族就是干这个的，而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鞭笞”、“沉潭”、“封建压迫”之类的丑恶。应该说，复兴之后的宗族，在兴办公益方面已经大不如前，但基本的功能还是保留了下来。这是每个肯下去调查的人，只要不带偏见，都能看到的。可是，常识虽是常识，让学者回归常识，需要经过很长一段路。

    原来的恶评，显然是源于某种跟政治有关的“成见”。1949年以来，在土地改革中，宗族是非常明确的被打击对象。族长即使没有多少田产，也要被划为“公堂地主”，打入阶级敌人行列。土改过后，宗族组织被判定为阶级压迫的工具，一概强行解散。新建立的农村组织，是以阶级为标准划圈的，革的就是以血缘宗亲为基础的旧社会组织的命，或者说，就是要打破农村血缘和地缘的旧日纽带。在改革开放前，如果有农村干部敢于修复祠堂，恢复祖宗牌位，轻则丢官，重则要治罪的。再往前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就有压迫束缚农民的“四大绳索”之说，族权就是其中之一。苏维埃时代，土地革命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同时，也革了宗族的命，族长如果不赶紧跑的话，多半命要丢的。1930年，李立三当家，硬要全国的党员发动暴动，江苏农村的党员被逼急了，滑头一点的半夜到祠堂里把祖宗牌位偷出来，丢到茅坑里，老实的干脆一条绳子把自己吊死在族长家门口，都算是暴动了。看来，基层农民党员，很自动地就把斗争的目标指向了宗族。

    其实，共产党人对宗族的反感，最早启于“五四”。早期的中共领袖，大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五四”反传统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伦理革命，宗族组织是革命首当其冲的目标。虽然，我们在“五四”一代人的主张和诗歌小说中，看到的往往是“家族”这个字眼，但中国的家族，跟宗族往往分不太清。批判甚至控诉旧传统、旧家族，是一代“五四”青年最为热衷的事情。最激进的时候，他们甚至走向无政府主义，号召取消家庭，取消名字（消除姓氏所代表的宗族血缘印记），互相以代号相称。周恩来的笔名伍豪，实际上来源于他当年觉悟社时的代号“五号”。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宗族不言而喻是属于旧阵营的事物；对于向西方靠拢的现代进程而言，宗族跟封建大家族是一个意思，代表着落后、保守、顽固、束缚和压迫，属于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实际上，在任何时代，那些有志有为，多少有点不安分的青年，叛逆的目标都往往指向家族。《红楼梦》里贾宝玉这样的人物，许多大家族都会出上一两个。家族既是他们的庇护所，也是令他们生厌的所在。只是，当年宝玉们拿不出什么像样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