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是科举废除100周年。100年前，一项存在了1400年的制度，经当时的重臣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端方等人一撺掇，几年前一手埋葬了戊戌变法、被人视为顽固派首领的西太后下了一纸诏书，就这么完了。顺手翻了一下当时也算是小名人、而且对时政颇为热心的郑孝胥的日记，1905这年，关于废科举，居然一字未提。戊戌变法时废八股引起的轩然大波，此时已经消失在了爪哇国里，知识界看起来已经帖然接受了这个在后人看来几乎是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个被著名学者许倬云称之为中国文化三原色之一的科举制，居然完结得这么无声无嗅，波澜不惊，不仅令今天的我们不解，而且让当时有点了解中国的外国人看了，惊奇之余，未免有点盲目乐观，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居然由此推理说：既然“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改革”（《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莫理循没有明白，废科举这项看起来最具现代性的制度变革，虽然似乎表现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热忱，其实背后却有古已有之的老套路在起作用。如果没有这种老套路，科举即使不可避免地会被废除，也断不会如此迅速，更不会如此地朝野一致。

    古代的中国人在政治上有个习惯，只要国家出了问题，无论这个问题是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制度上，甚至干脆就是皇帝自己家里有了麻烦，大家在找原因的时候，板子往往都打在士的头上，打在士风或者学风上，而最终又都反映在选举（官吏选拔）上。自从秦汉创制以来，这种局面就形成了。选举制度的几次重大改革，比如从察举到九品中正，从九品中正到科举考试，以及中间小的变革，如察举从四科到唯经义是举，科举考试内容从诗赋变八股的标准化演进等等，无一不是这种找原因然后大批判的结果。大抵自秦汉以来，皇帝必须依赖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管理帝国，大小官吏等于是皇帝开工资的雇员，形成了实际上的“半公司”架构，无论是追求效率还是讲求稳定，都只能落在官吏身上，官吏的素质和能力，成为后来我们所谓的“人治”的重中之重。这样一来，选举就成了王朝政治的“纲”，每次出了问题，大家就指望“纲举目张”，一抓就灵。

    晚清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在应变方面的成绩不佳，选举制度自然难逃板子。自明末以来对八股制艺的批判声，随着中国跟西方打交道中的一连串败绩，越来越高。当然，一般说来，这种批判的内容大抵是老生常谈，无非是说科举考试将人们束缚在八股制艺的牢笼之中，不能很好地选拔人才，以至于中国事事不如人，本质上跟明末士人类似的呼声没有多少区别。不过，跟以往不同的是，此时的批判，随着人们对西方的了解日益深入，很快手上就有了批判的参照——西方的学校制度。西方的节节胜利，使得这种参照更加光彩照人，很具有说服力。事实上，正是义和团运动这种归向传统的抗争的彻底失败，不仅导致原本戊戌以来对变革的反对声销声匿迹，而且引发了改革的紧迫感，才使得废科举如此顺利。这里，人们不仅听到了“破”的呼声，而且看到了“立”的榜样，目标当然是向西方学习。这意味着，在中国历史上，选举制度的变革，第一次有了来自别种文化的资源，而且是特别有诱惑力的资源。

    然而，我们的先进知识分子所引进的西方参照，在事实上跟科举制度并不对应，至少不完全对应。严格来讲，我们的科举主要是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属于选官制度，虽然随着科举的推行，学校制度（官学）日益和科举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科举制度事实上的附庸。在明清两朝，甚至官学的入学考试，被人们看成科举的第一个台阶——进学成为生员（秀才）。但科举毕竟不等于学校制度，因为它事实上什么都不教。不过，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