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在墙上的床翻起来之后，斯佩德的卧室就变成了起居室。他接过布里姬·奥肖内西的帽子和外套，让她舒舒服服地坐在一把带坐垫的摇椅上，然后给贝尔维德旅馆打电话。凯罗还没有从剧院回来。斯佩德留了电话号码，请前台等凯罗一回来就给他回电话。

    斯佩德在茶几旁一把扶手椅上坐下来，开始给这姑娘讲一件几年前西北地区发生的事。他既没有做任何铺垫，也没有什么介绍或评论，语调平稳，不带感情，几乎都是平铺直叙，少有强调或停顿，只是不时对某个句子稍加调整重复一遍，似乎让每个相关细节都分毫不差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起初布里姬·奥肖内西没太用心听，显然她对他讲故事这件事的诧异多过了兴趣。她更好奇他讲这个故事的用意，而非故事本身。但随着情节展开，她的注意力被渐渐吸引过去，全神贯注地听着，一动不动。

    一个叫弗利卡夫特的男人，一天离开他位于塔科马港的房地产办公室去吃午饭，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和人约好那天下午四点后打高尔夫球，但他失约了，尽管这约会是他在出门吃午饭前不到半个小时主动订下的。他的妻子和孩子再也没有见过他。他和妻子的关系应该还不错。他有两个孩子——两个男孩，一个五岁，一个三岁。他在塔科马港郊外有自己的房子，还有一辆崭新的帕卡德①，作为成功人士该有的他都有了。

    弗利卡夫特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七万美元。他在房地产这行很成功。他消失的时候，名下的产业已经有二十万左右。他的业务状况还算有条理，但仍然有很多没处理完的事项，表明他并不是有准备地消失掉的。比如说，有一笔即将给他带来可观利润的交易，原本就预定在他失踪后第二天成交。他离开时身上最多有五六十美元。他此前数月的生活习惯被彻底地调查了一番，足以排除任何秘密罪行的嫌疑，或者有另一个情妇的可能，尽管这二者的可能性本来就很微弱。

    “他就那么消失了，”斯佩德说，“就像你张开手，拳头就不见了。”他说到这儿时，电话铃响了。

    “喂，”斯佩德对着话筒说，“凯罗先生？我是斯佩德。你能到我这儿来一下吗？邮政街，现在……是的，我想是这样。”他看着那姑娘，撅撅嘴，飞快地说，“奥肖内西小姐在这儿，她要见你。”

    布里姬·奥肖内西皱起了眉头，在摇椅上不安地动了动身子，但什么都没说。

    斯佩德放下电话对她说：“他过几分钟就到。接着说，那是一九二二年的事。一九二七年，我为西雅图一家大型侦探经纪公司工作。弗利卡夫特太太找上门来，告诉我们有人在斯伯克恩看见一个很像她丈夫的人。我去了一趟。那是弗利卡夫特没错。他已经在斯伯克恩生活了好几年，用的是查尔斯·皮尔斯这个名字，查尔斯是他的本名。他有一间汽车行，每年能赚两万到两万五千美元；有老婆，有个小儿子，在斯伯克恩郊外有房子，天气好的时候经常在下午四点后去打高尔夫。”

    没人明确告诉过斯佩德找到弗利卡夫特之后怎么办。他们在斯佩德位于达文波特旅馆的房间里聊了一会儿。弗利卡夫特没有负罪感。他给第一个家留下了足够的财产，而且他的所作所为在他看来是合情合理的。唯一让他困扰的是，他能否把其中的道理向斯佩德解释清楚。他从来没对人说过他的故事，因而从来没试过要把这道理说清楚。现在他要试一试。

    “我完全理解他说的，”斯佩德对布里姬·奥肖内西说，“但弗利卡夫特太太不理解。她认为这说法很蠢。也许吧。不管怎么说，最后结局不坏。她不想家丑外扬，而且在他耍了她一回之后——她是这么认为的——她也不想和他在一起了。于是他们悄悄地离了婚，一切风平浪静。

    “他遇上的是这么一回事。他去吃午饭时路过一栋在建的办公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