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乙

    这次，到台湾去，在老舍先生的有关问题上，发现台湾人对老舍之死普遍感兴趣，但所知甚少，基本上仍停留在我们十多年前的认识水平上，所争论的问题，也是我们早已解决了的。

    在台北《中央日报》副刊举行的两岸文学座谈会上，台湾作家姜穆先生发言，说他一直认为老舍先生之死是他杀所致，理由有三：一、他死后腹中无水；二、脚下无泥；三、鞋袜都在岸上，结论是他并非投水自杀，而是被谋杀之后将尸体运来摆在了太平湖边。

    我当时在会上说：这个问题早已有了一致的看法，大背景是“文革”的残酷迫害，具体死因是投水自杀。我举了五点理由，略加说明，并说我写过两篇比较详细的文章，可以参考，一篇叫《父亲最后的两天》，另一篇叫《死的呼唤》，后来又编了一本专门的书，叫《老舍之死》，说得更为详尽，台湾方面也早就有了盗印本。

    会上没有来得及展开讨论。看来，我并没有说服姜穆先生。我回北京之后，看到他在《中央日报》长河版发表了一篇题为《被“文革”烤“文火”——老舍真是自杀？》的文章，还是重复了“他杀”的说法，这才使我觉得，问题并非那么简单，还是有再讨论的必要。

    其实，“他杀”和“自杀”的讨论之所以必要，与其说对解开老舍之死的迷至关重要，还不如说，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了解老舍这个人更有意义。

    冰心先生如是说

    ——特质

    一次，和冰心先生聊天，她突然冒出一句：

    “我知道你爸，一定是跳河而死！”

    我问：“您怎么知道？”

    她不假思索地说：“他的作品里全写着呢，好人自杀的多，跳河的多。”

    像《四世同堂》里的第二代，祁天佑老爷子，受辱后，没有回家，直接走到西直门外，一头扎进护城河里。

    像《茶馆》里的王掌柜，受尽人间折磨之后，说了一串耐人寻味的话，诸如对小孙女说：“来，再叫爷爷看看！”“跟爷爷说再见！”“万一我晚上就死了呢！”最后上吊而亡。

    像《猫城记》里的小蝎和大鹰，后者把自己的头割下悬在大街上，为了唤醒群众。

    像《火葬》里的王排长和石队长，前者重伤后举枪自尽，后者用尽了子弹，放火自焚。

    像《四世同堂》里的钱太太，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贤妻良母，丈夫被捕，儿子一个阵亡一个被害，她不哭，不说话，一头碰死在儿子的棺材上。

    像《老张的哲学》，这是老舍先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它的时候，作者不过二十六岁，它的女主人翁，叫李静，是一位可爱的文静姑娘，最后也是自杀而死。

    在写李静自杀之前，小说中有这么一段伏笔：

    “人们当危患临头的时候，往往反想到极不要紧或玄妙的地方去，要跳河自尽的对着水不但哭，笑，而且有时候问：宇宙是什么？生命是什么？……那自问自答的结果，更坚定了他要死的心。”

    这里说的是自尽，而且偏偏是跳河。

    冰心先生的话极对，极准确。她深知老舍先生。他们是老朋友，知根知底的。

    一个作家的作品中主人公的命运和他本人的命运，当然，用不着去划等号；但是，这些描写毕竟是他本人思绪的事物，所以，作家本人的身世往往会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找出某些痕迹来，这倒是不容忽视的参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作品便是作家本人的脚印，表面上并不连续，显得杂乱无章，东一个西一个，但总体上看，可以觅出一个大概的走向。

    从这个角度上看，作品是作家命运的相当可靠的“预报器”。

    不连贯的轨迹也好，命运预报器也好，作品中的对应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