瘤的外科手术，其结果是让机体获得了新生。

    潮普骗税案件，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它是一种复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转型期的道德“失范”，又有新形势下精神的匮乏；既有地缘环境的浸染，又有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蚀；既有人性的贪婪，又有群体道德的丧失；既有信念操守的失落，又有诚实信用的缺失；既有管理制度的缺陷，又有褊狭的认识误区……作为共和国第一税案，它本身有着太多的东西可供梳理、挖掘和探究！

    原流沙镇镇长黄小士在谈起思想认识问题时，承认在管理上“存在一手硬一手软，没有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导致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黄小士的这个认识应该说是由衷的。

    我国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这个巨大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依附在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也会发生变化。而这种猝然而来的变化让人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有的甚至超越了人们的思想预期。于是，转型期“失范症”患者就会大量出现。

    “失范”是由法国社会学家E。涂尔干最早提出的。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R.K。默顿进一步发展了失范理论，他把失范看成是“规范的缺席”。失范指的是社会既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被普遍怀疑、否定，或被严重破坏，逐渐失去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力与约束力，而新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又尚未形成，或尚未被人们普遍接受，对社会成员不具有有效影响力与约束力，从而使得社会成员发生存在的意义危机，行为缺乏明确的社会规范约束，形成社会规范的事实真空、缺失，呈现出某种紊乱无序。在转型期的中国，此种情形显得尤为突出，且已成为影响现代化进程的一大阻力。

    转型期的潮普人陷入迷惘和阵痛之中。由于向工业化、城镇化转移的强力拉动，人们原来较单一的社会分工突变成纷杂和多样的社会分工。人们虽然接受了多元化的经济结构，却并没有做好接受多元价值观念的思维准备。这就导致了以“失范型”为主的病相特征的出现。

    转型期的人们往往需要道德救助和思想援引。纵观中外历史，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需要强有力的能体现国家意志的道德观念出现。有鉴于此，1979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概念。1982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报告中又专门阐述了努力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然而，潮普两市的一些干部群众正是在人们需要道德救助和精神指引的时候，却把这个至关重要的东西置于脑后。

    丧失了精神文明，也就意味着丧失了应有的操守和信念、道德和责任，经济社会的混乱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采访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谈到这些人犯罪与潮汕的大环境有关。我们认为，这种大环境的形成，虽然与那里的地缘因素、文化观念有关，但最主要的症结还是长期以来指导思想的偏差、管理松懈和体制缺陷。于是，这个极有发展前途的经济特区，却一度迷漫着走私贩私、假冒伪劣、偷税骗税的毒雾。金钱，成为一些人的最高目标；法律，被当做可以一脚踢开的羁绊。

    在“807”税案查处过程中，基层政府及执法部门徇私枉法问题充分暴露。一些基层党政和执法部门为追求政绩，完成出口创汇、财政、税收任务，在骗税网络和骗税链条中也扮演着不同角色，为骗税分子开了方便之门。

    地方党政机关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严重偏差，对市场经济秩序不能正确引导。突出表现在对虚假经济不管不问，甚至纵容助长，内外勾结。

    工商管理部门及有关验资部门，在企业工商注册登记、企业验资等方面把关不严，使虚假企业在潮普两市泛滥。

    税务部门在增值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