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Micha，以色列人，在欧洲长大，现在住在美国，拍了一个关于中国的纪录片。

    这样的人，大约也只能在纽约碰上。

    几年前，他想拍一个纪录片，关于广东某个生产出口牛仔裤的血汗工厂的。通过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他认识了我。我当时帮他翻译过一点东西，后来一直保持似有若无的e-mail联系。前一段，他突然e-mail我，说电影已经拍完了，周五在某某地方放映，让我一定要去看。之前他一直叮嘱我，让我一定要“holy”告诉他，我怎么看这个电影。

    我昨天去了。看了之后，很不喜欢，不喜欢的原因，就是因为太煽情了。从头到尾，每一个细节里，感觉他都在摇晃着观众的胳膊说：这些女工，多么可怜啊，真可怜啊，太可怜了……反而给人一种压迫感。让我想起以前在人大天桥上，几个要饭的小女孩冲过来，抱住我的腿大喊大叫。我可能本来想给钱的，经那么一抱一缠，反而失去了同情心。

    他事先告诉过我，为了让这个电影的含义清晰强烈，他甚至“超越了纪录片和虚构片之间的界限”。比如，片中的女主角小丽本来是不写日记的，但是为了让她们生活中的某些信息传递出来，他安排小丽做“写日记状”，然后，日记里的内容，从头到尾以画外音的形式出现，声声泪，字字血，感觉不像一个四川的小女孩写的，倒像是恩格斯写的。如此之假，仿佛海绵胸罩垫出来的高度，我看得难为情。

    Micha啊Micha，我是多么支持你的事业，可是，面对这高耸的海绵胸罩，我实在是难为情。

    最受不了的，是他选的音乐。凄凄惨惨切切，恨不得长出一只手来，从你眼里挤眼泪，还反反复复地响起。我真想告诉他，这样的音乐，在中国的电影里，一般只有在地主逼死了某个贫农，他的遗孀带着女孩坐在冬天的窗前，在如豆烛光里落泪时才会响起的。用在这里，实在是杀鸡用牛刀。

    煽情这个东西，正如其他很多东西，遵循物极必反的道理。煽情过度正如化妆过度，便是好看的一张脸，也因为过于自我强调而形成压迫感。这一点，N万个网民签名让朱军下台，就是一个证明。另一个证明，就是至今很多人想起倪萍，还会有一种莫名的想哭而哭不出来的生理反应，可见当年她那闪烁着盈盈泪光的眼睛，给全国人民带来多么大的精神创伤。

    其实聪明一点的电影，早就不煸情了。事实上，反煽情才是现在主流的意识形态。在反煽情的方式上，又有两个套路。一个是无厘头套路，看谁假正经，就跑过去撞它一下，看它摔得四脚朝天，然后逃之天天，像胡戈同学那样。另一个就是冷煽情法，比如那些艺术电影，人人都绷着一张苦大仇深的脸，半天不吱一声。该哭了是吧，我偏不哭。该笑了是吧，我也偏不笑。我不哭不笑不吵不闹，我让你们这些批评家一个批评的把柄都抓不到。

    说实话，其实“反煽情”这个东西，走到一定程度，也很无聊。生活中的确没有那么多“倪萍时刻”，但是有时候被有些人、有些事感动或者打动，也是人之常情。什么东西都给解构了，下一步就是去解构“解构主义”了。更要不得的是，为了讨好主流的娱乐精神，愣是要成天做“一点正经也没有”状，也挺累的。不能因为“感动”这种情绪不太酷，就把它藏着掖着。就算它是农村来的二舅，土点，也是家庭一员吧。

    以前看贾樟柯的《世界》，里面有一段，一个民工出了工伤，临死前把自己欠账的名字都记了下来，让自己家人去还。后来看完电影出来，我一个一向热爱贾樟柯的朋友就说：哎呀，太煽情了，贾樟柯不应该这样煽情啊。仿佛因为贾樟柯让观众哭了出来，所以他就堕落了。可是我觉得，这样的事情，也不是没可能啊，我的朋友X和Y，还有那个Z，都可能做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