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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11世纪,我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朝代周朝建立(从公元前11世纪至前771年),都城在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号曰西周。公元前770年以后,都城迁到洛阳,历史上又称为东周。

    西周是我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我国各种制度开始完善的时期,邮驿制度在此时形成一个比较规整的系统。西周时,政府特别重视修整道路,《诗经·小雅·大东》上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的形容,即是说,大道平坦似磨石,笔直像箭杆。据《周礼》载,道途专管庐舍候馆的官员,称为“野庐氏”。他负责筹办京城500里内所有馆舍的车马粮草、交通物资;要保证道路畅通,宾客安全;要安排白天轮流值班和夜间巡逻之人;还要及时组织检修车辆平整道路等。

    周王朝在国都镐京和东都洛邑之间,修建了一条特别宽广平坦的大道,号称“周道”,又称为“王道”。数百年后墨子评论这条大道说:“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党不偏。其直如矢,其易若底。”意思是周道坦荡宽阔,平直易行。按照周制的规定,京都的王道,应宽九轨。一轨为1.8米,九轨约合16.3米。这样宽的路面,行走自然要方便迅速多了。除王道而外,周朝尚修了几条通往大诸侯国的通道。例如从洛邑通往鲁国,称为“鲁道”,也相当宽阔,《诗经》颂它:“汶水汤汤,行人彭彭。鲁道有荡,齐子翱翔。”意为:汶河不停地流淌,鲁道上行人来来往往。在这条平坦大道上,东方的齐鲁国人自由翱翔!道路的平直加上车辆的进步,自然提高了行路的效率。据说西周周穆王驾着八匹高头骏马驾驶的轻车,日行千里。这当然有些文学夸张,但从正式史书《左传》的记载看,一天行车260里大致是没有问题的。

    西周时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邮驿制度。各种不同的文书传递方式有不同的名称,比如:以车传递称为“传”,这是一种轻车快传;还有另一种车传称为“驲”。又一种称为“邮”的,在周代主要指边境上传书的机构。还有一种叫做“徒”的,则为急行步传,让善于快跑的人传递公函或信息,有点类似古希腊马拉松的斐力庇第斯。大体上,西周时单骑传书还不多,一般为车传。

    在西周的邮传驿道上,沿途设置了休息站,叫做“委”、“馆”或“市”。《周礼》记载,当时国家大道沿途,10里设庐,庐有饮食;30里有宿处,称之为委;50里设市,市有候馆,接待来往信使宾客。有一些讲究的馆、市,是为来往的各地高级信使准备的。这些馆、市,设备考究,有楼厅、有浴室,可以在这里充分地休息,解除旅途的劳累。

    西周政府里有一整套自上而下的邮驿通信职官系统。在天官冢宰的统一领导下,有秋官司寇负责日常的通信,夏官司马负责紧急文书,地官司徒负责沿途馆驿供应和交通凭证以及道路管理。负责日常通信事务的司寇下还有一系列专门人员,有大行人、小行人、行夫等。其中行夫是管理来往信件、信使的具体执行官。

    从史料看,西周的通信邮驿,效率是很高的。《尚书》曾记载了周初的一件史事:武王去世时,成王即位,由周公辅政。周公命召公去经营洛阳新都。新都建成前后,周、召二公之间有许多通信往来,都靠传递两地公文的信使去完成。当时史书上把这种信使称为“使”或“伻〔beng崩〕”。还有一个故事,说周公被封于鲁,姜尚封于齐。姜尚到齐后不讲政策,滥杀了当地两个不服管治的贤士。周公闻听此事后,立刻乘“急传”赶到齐都临淄,制止姜尚的专断行为。急传能如此及时迅速地赶到,说明当时驿路的畅通。

    当然,这仅限于西周的中心地区。边陲地方通讯联系不会这样方便。比如史书记载,西周初年,今两广和越南地区的越裳氏来朝,因为山川险阻,道路遥远,他们担心到达不了镐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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