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要讲点待客之道嘛！”

    陪审的同志说：“这位客人可是我们用枪杆子请来的呀！”

    郜明笑道：“是啊，今非昔比喽，现在枪杆子在我们手里，我们就更要客气点，甭让人家说咱们胜利后没有雅量嘛！再说，这位安忠良先生也算是老资格了，1925年就当过清浦总同盟罢工委员会的负责人。抗战的时候又做过我的顶头上司——四县联县县长兼常七旅旅长，这些账我都得认，是不是？”

    说这话时，郜明并不完全是在做政治文章，内心深处的确有些伤感。不管怎么说，风风雨雨的二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在这二三十年中，他和安忠良结下了不共戴天的仇恨和难解难分的冤隙，但是，内心深处也并非没有丝毫的友谊。就像昔日的仇恨是难以忘却的一样，昔日的友谊也是难以忘却的。

    坐在监狱会见室沙发上等候提押安忠良时，郜明想得更多的不是仇恨，而是友谊。他十分清楚地记起了他在威廉大街125号天花板上躲掉的那个早晨，记起了安忠良面对军阀匪兵的枪口发出的怒吼。那天他的命运是掌握在安忠良手里的，只要安忠良的嘴角向天花板上努一努，今天他就无法以征服者的身份进行这场正义的审判了。人生有时真像一场梦。

    如今这场属于他们的共同的梦做到了头，他要决定安忠良的命运了，内心的矛盾是不言而喻的。有一瞬间，郜明脑子里甚至冒出极出格的念头：安忠良发啥疯啊？为什么不早早逃到台湾或香港去呢？为什么非要留在这里坚持啥地下斗争，以至于接受这场对他们双方都十分尴尬的审判呢？这到底是为什么？

    细细一想，却又想通了，安忠良是为了他所谓的党国事业，就像他为了党的事业一样。如果说他是共产党这部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那安忠良就是国民党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他们之间的区别不在于个人品质的好坏，而在于所属事业的正义和非正义。人在这里不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而是以群体的形式存在的。个人的价值和各人的功过，完全取决于他所选择的群体事业的价值和功过。

    按说，安忠良是有选择的机会的。清党开始的时候，他可以像凌凤一样选择革命，凌凤就进行了这样的选择，从国民党员变成了共产党员。抗战爆发，国共再度合作时，安忠良可以选择真诚地和他合作。就是在常七旅附逆投敌，安忠良孤身一人逃到解放区时，他还可以像岳雨生一样，选择留在解放区。然而，没有，安忠良没有做这样的选择。他紧抱着他的三民主义和他的蒋委员长至死不悟。

    如此一想，郜明又觉着安忠良是自寻死路，既怪不得命运，也怪不得他。不过，就是在那刻儿，郜明还是没想到一定要杀掉安忠良。在晚年回忆起这段旧事的时候，郜明还说：他是想给安忠良留下一条命的，判安忠良死刑并不是他的初衷，决定死刑判决的不是他，而是安忠良自己，安忠良太强硬了，非要往枪口上撞。那天，他那么礼貌友好地对待安忠良，安忠良却毫不动容，其顽固恶劣的态度让他忍无可忍。

    那一幕郜明记得很清楚，安忠良在两个监狱卫兵的押解下走进会见室时，他主动站了起来，像老朋友一样迎上去说：“忠良兄，别来无恙乎？”

    安忠良冷冷看了他一眼，在会见室当中站定了，而后，脖子一扭，眼盯着楼顶板，一言不发。

    郜明笑了笑，友好地拍了拍安忠良的肩头，叹口气说：“坐下谈吧！”

    安忠良坐下了。

    郜明拿起一只苹果在手上削，边削边道：“老兄，见你一面可不容易！1944年在北溪河一分手，转眼就是六年喽！这六年的变化可太大了！说实话，六年前我可没想到会以这种形式和你老兄见面，可是历史做了这种安排嘛！你我想回避也都回避不了，是不是呀？”

    安忠良不做声，他把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