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想到小汤会叛变。小汤的哥哥是和省委书记田昌仁一起留苏的同学，回国后不幸病故。小汤是田昌仁上任做省委书记时从上海带来的唯——个青年党员。田昌仁对小汤十分信赖，因而小汤的被捕没引起田昌仁应有的警惕。出事的那天，他们非但没有作转移的准备，反而在大盛粮行仓库里秘密召开了省委工作会议，一直开到入夜，结果就给敌人造成了一网打尽的绝好机会。

    郜明那天漏网了，他没在机关开会，而是奉命到市中区委，和区委负责组织工作的刘万兴一起，分别慰问当日在“飞行集会”中被捕同志的家属。被捕的人挺多的，被捕家属住得又很分散，他和刘万兴从下午跑到晚上九点多钟，才跑了五六家。没跑完的，他们准备第二天再接着跑。那天，郜明是准备回大盛粮行省委机关的，可走到中山大道交通银行门口时，不知咋的想起了刚刚分别半天的凌凤，鬼使神差又到了凌凤家。二人谈清浦，谈安忠良，谈苏联，天南海北扯了大半夜，扯得晚了，郜明就在凌凤家住下了，而且头一次和凌凤有了那种关系。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郜明吻别了凌凤，到刘万兴家去找刘万兴，想把昨天没干完的事接着干完。不料，一进刘万兴的门，刘万兴的脸孔就变了颜色。刘万兴告诉他，省委机关已不存在了。郜明惊呆了，未假思索就判断出：小汤做了叛徒。事情很清楚，被捕的人中，只有小汤在省委机关工作，知道机关所在地，市中区委的交通书记老金和其他同志是不知道的。而小汤一叛变，他也就危险了——即便没在昨夜和省委机关的同志一起被捕，日后被小汤认出来，也还是要被捕的。

    郜明和刘万兴紧张地商量了一下，决定分头通知和省委机关有联系的党员干部立即撤退，同时，他们自己也尽快离开省城，以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这是1931年5月2日早晨八点多钟的事。

    九点十分，郜明赶到自己联系过的市委书记温宝金家门口，发现温宝金家门口停着一辆囚车，报警已来不及了，只得悄然放弃。九点四十分，郜明赶到市委交通书记章仲良开的烟酒铺时，发现烟酒铺已被捣毁，章仲良夫妇已在数小时前被捕。十点多钟，赶到省委接待站——四方旅店时，郜明又发现，这座小旅店已被军警封闭，旅店里的人已全被带走……直到这时，郜明才明白：一切都晚了，一切都完了，仅仅一天一夜的工夫，“革命高潮”就不存在了。惯于制造“革命高潮”的新省委和他们造出的“革命高潮”一起同归于尽了。

    这大概是省委书记田昌仁做梦也想不到的。

    其实，田昌仁应该想到。一个月前，在决定举行这场导致毁灭的“五一纪念会”时，省委机关就有同志提出过：不宜由省委机关的同志参与或出面来具体组织，否则，一旦机关的同志被捕叛变，后果将不堪设想。田昌仁对这个意见却没重视，还慷慨激昂地说：“……要求下面同志做的事情，省委就要带头去做！省委机关的同志都缩起脑袋，不敢出头露面，底下的同志就更不愿干了，革命的高潮就永无指望了！”结果，省委机关的同志出头组织了，就酿成了这场灭顶灾难。

    一路往回走时，郜明既沮丧又恐慌，还深深为自己刚刚参与过的那场高潮愧疚不已。他太相信田昌仁的话了，生怕再犯右倾错误，就一味盲从，没有对田昌仁和省委的错误决定进行有效的抵制，故而，对省委机关的被破坏，他也是有间接责任的。

    后来，郜明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造成的恶果。当时的灾难不是局部性的，而是全局性的。到1933年1月，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已损失殆尽，连中央机关都不得不撤离白区，转入中央根据地。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会议上说，那时国统区的党组织和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既然是百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