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这么多，天天忙成这个样子，你为啥还这么用功？”

    郜明叹息着，老老实实回答：“老田，我不用功不行啊！党既然安排我干组织工作，我就得想法干好，糊里糊涂再犯错误，就对不起党，对不起同志们了！”

    田昌仁对此很赞赏，拍着郜明的肩头说：“郜明同志，说得好啊！一个好党员就应该做党的忠实工具，一切听从组织安排，干一行就爱一行，干好一行！”

    那两年郜明对田昌仁是十分尊敬的，既把田昌仁视作可靠的上级，更把田昌仁看作师长，夜里做梦都不敢怀疑田昌仁和新省委的正确。郜明真心相信，革命高潮即将来临，星星之火迅速便可燃成燎原之势。因而，当田昌仁和省委为某个小工厂工头和工人之间的一场斗殴激动不已而彻夜开会时，郜明一点也不感到荒唐，甚至真诚地认为，那某个工头打向某个工人的一拳头，很可能就是一场轰轰烈烈革命运动的导火线。那时已有了“飞行集会”，这种集会强烈体现了田昌仁和新省委倡导的行动精神，很为田昌仁和省委委员们赞赏。因此，不但是基层党组织领着工人群众搞“飞行集会”，省委也多次发动省委机关的同志去参加。

    郜明就参加过这种“飞行集会”，曾当过清浦总同盟罢工委员会执委会委员，后来又做了他妻子的凌凤，就是他在193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飞行集会”上再度相逢的。

    现在想想，这种“飞行集会”真是开玩笑，拿自己的党员干部，也拿工人群众的身家性命开玩笑。几个人突然跳到街头上扔上几把传单，喊上一通激昂的口号，唱一曲《国际歌》，对革命究竟有什么实际好处呢？真是天知道！每次“飞行集会”后都有不少同志被捕。搞到后来，党组织越是发动，工人群众就越是害怕。田昌仁和新省委殷切期待的积极影响没产生多少，消极的影响倒显而易见。

    当时郜明却没有这种觉悟。这么干的时候，也没料到它的结局和后果，组织和参加这种“飞行集会”都是很认真的。1931年“五一”节，省委要他在省城最繁华热闹的中山大道搞纪念集会，郜明就很认真地去搞了，光跑工厂发动基层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就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传单印了几千张。

    到了“五一”节早晨，天还没亮，郜明就起了床，和省委机关宣传干事小汤，一起往中山大道去了。赶到中山大道还不到七点钟，被动员来参加纪念集会的党员群众到得还不是很多。他们二人就在路边一个小摊上吃了点东西。吃东西时，郜明就注意到，小吃摊对过的路边上有两个形迹可疑的家伙。郜明预感到情况有些不妙，心中揣摸，“飞行集会”的计划很有可能已被敌人发现了，闹不好要出事。郜明便悄悄叮嘱小汤小心一些，自己也在离开小吃摊时戴上了墨镜。

    说不怕是假的，当时确实有些怕，即便这日集会的计划敌人没发现，危险性也是很大的。那年头，他们习惯于按照革命日历来发动革命，制造“高潮”。敌人也就习惯了按照革命日历剿杀革命，扑灭“高潮”。他和小汤极有可能被捕入狱，甚至牺牲性命。郜明虽说早就做好了这种最坏的准备，但思想深处又确不愿这种最坏的结局变成现实。因此，在1931年“五一”节的早晨，郜明是做好脱身准备的，戴了墨镜不说，身上的长衫也套了不同颜色的两件。

    七点半钟，约定的集会时间到了，街上也熙熙攘攘热闹起来。郜明注意到，人群中许多党员同志的熟悉面孔——出现了。负责联络工作的市中区委交通书记老金噙了根香烟，走到他身边假装对火，悄悄对他说了句：“人差不多到齐了！”

    郜明点点头：“那就开始吧！”说完，就和小汤一起疾速往身边“交通银行”的高台阶上走。与此同时，身后的老金摘下头上的礼帽，当街摇了摇。暗中集合于大街两旁的党员群众立即围拢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