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十二年前惊人地相似，不同的只是，当初安忠良们和郜明们携手对付的是反动军阀，这一回则是日本人了。

    季伯舜感到哀伤，也有些一筹莫展。

    偏偏在这时，曾在1931年到上海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统一大会的孙越来找他了，一进门就大呼小叫：“老季，你来得好，来得好啊！我们清浦的托派同志正准备大干一番哩，你这留过苏的老同志一来，我们的力量就更大了，我老孙也就更有信心了！”

    季伯舜很吃惊：“你们要大干什么呀？”

    孙越兴奋地道：“发动一场大罢工，就从大兴厂搞起！”

    大兴厂季伯舜很熟悉，知道是家日商纱厂，以为孙越要发动的是一场反日大罢工，遂问道：“和日本人干一场？”

    孙越手一摆：“哪来的什么日本人啊！大兴厂打从14年工潮之后，就由天津北方银团接手了。现在，这帮反动资本家借口国难，把劳工员工的工薪一下子降了20%，引起了全厂劳工职员的极大不满，就把机会给咱们送上门来了！”

    季伯舜一时不知该如何表态，犹豫说：“在……在这种时候，全民抗战，我们发动……发动这种针对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大罢工，是不是合适啊？”

    孙越眼皮一翻：“咋不合适？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天然合理！在任何时候都合理，现在郜明那帮机会主义共产党投降了国民党，我们领着干正合适！”

    “可……可现在要全民抗战呀！”

    “嘿！什么抗战呀，那不是我们的事！”

    细细一谈，季伯舜才知道，在对抗战问题的态度上，孙越和他，和托洛茨基的观点并不一样。这个满腹经纶的教书先生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战争，是一场狗咬狗的战争，因此必须采取革命的失败主义立场。就像当年列宁对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态度一样：趁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有利时机，发动群众，变这场狗咬狗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为国内的革命战争。

    季伯舜不同意，搬出了托洛茨基的主张，要孙越放弃自己的错误观点，和他一起真正按托洛茨基的正确意见办：在军事上消极支持抗战，在政治上积极准备推翻国民党。

    二人吵了一晚上，谁也没说服谁。

    最后，孙越退了一步，借着季伯舜的话头道：“……好，好！就算托洛茨基主张是正确的，就算我接受你的观点，在政治上总还要推翻国民党吧？我们搞罢工又不是军事行动，不是从军事上破坏抗战，日本人又没打到这里，为什么不能搞呢？老弟呀，你想想，现在延安的那帮机会主义者抛弃了工人群众，成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座上客，而我们在这时候发动罢工，和工人群众同甘共苦，会造成多好的政治影响！多大的政治影响啊！老季，你想想，好好想想！”

    季伯舜想了三天，终于认可了孙越的分析。遂主动找到位于大飞道的孙越家里，借着酒和孙越恳谈了一次，承认自己有悲观主义情绪，对托洛茨基的思想在现阶段的实行还没从根本上把握住，几乎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所以，季伯舜不但同意支持这场大罢工，还决定和孙越一起参加领导这场大罢工。

    大兴纱厂是季伯舜的老根据地，当年的许多老人还在，不过，大多数老人的政治面孔已变得模糊不清了。像在那个撤退的早晨纠缠他的刘成柱，就成了共产党的叛徒，当了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头子。而另一个缠过他的工友赵黑子却消沉得很，自认为把这个混账世界看透了，说他和刘成柱、安忠良、郜明一样，都不是啥好东西，都是拿他们工人当枪使，都是些耍嘴皮子骗人的家伙。

    赵黑子没提1925年10月17日早晨在玛丽路饭铺的那一幕，季伯舜却隐隐感到了。季伯舜向赵黑子说明了真情，又道了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