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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的那个冬天真冷,是一种阴湿的能渗到人骨头缝里的冷。虽然看不到飘飞的大雪和满地冰霜,但阴冷确凿地充斥了监狱高墙内的每一寸空间,它带来的战栗和不安总也挣脱不掉。因此,季伯舜牢牢记住了那个冬天。

    在那个冬天里,季伯舜披着一条深灰色满是血污的破线毯,呆呆地坐在牢房门口的铺板上,如同一截连根拔起的枯树墩。身上很痛,脸孔肿胀了许多,右手的食指也骨折了,是原来同牢的刑事犯们在牢头的指使下干的。他们根据牢里不成文的规矩,问季伯舜要孝敬钱,季伯舜没有,季伯舜向他们宣讲革命道理,那些人就打他。后来,季伯舜不得不向监狱当局提出抗议,狱方才把他调到了这间狭小阴暗的三人牢房里。刚来时,牢房里关了两个人,一个是死囚,带着重镣,第二天就被押赴刑场枪毙了,死者叫什么名字,季伯舜一直都不知道。另一个是知道的,叫钱奋启,四十余岁,是上海的一个中学教师,共产党员,被判了十五年。钱奋启这人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孔。有这么一个和蔼可亲的面孔同狱为伴,季伯舜不用再担心挨打、受欺负了,才有了平安度过这段牢狱生涯的可能性。

    然而,避开了大牢房刑事犯热辣辣的拳脚,寒冷便一阵阵袭来了。不知咋的,季伯舜总觉着这三人牢房比那间关了二十五人的大牢房要冷得多。那间大牢房门冲正南,尽管有走廊的阻隔,同样射不进一线阳光,却不像这间朝北的小牢房这么阴。晒不到太阳,能看到白灿灿的阳光也会生出温暖来,更何况人多也会增加些暖意。

    寒冷带来了更多的忧愤。那天,季伯舜把披在身上的线毯紧紧裹着,愤愤地想:万没料到,底层民众会如此愚昧,不是挨了这许多拳脚,他真不敢相信这严酷的事实。说良心话,对大牢房里关押的那些窃贼、强盗、刑事犯们,他原是充满同情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季伯舜认为他们是不堪社会的压迫、剥削,才铤而走险的。他并不认为他们是犯人,就像他从不认为自己是犯人一样。而他们却打了他,打了一个为他们的利益而拼搏奋斗的忠诚的战士,这是叫人寒心的。

    还没来由地想起了郑少白。季伯舜竟在布满血污的墙壁上影影绰绰地看到了郑少白那张狡黠的面孔,心中认定郑少白也属他们的同类,并进而推测:倘或他和郑少白并不相识,倘或他和郑少白今天也以刑事犯和政治犯的不同身份在这牢狱里谋面,那么,郑少白又会如何做呢?他没准也会像在清浦的那个夜晚对付盯梢者一样,用尖利的大改锥抵住他季伯舜的胸口,向他收孝敬钱吧?

    可悲的中国无产阶级呀!

    因为郑少白的缘故,想到了久违的清浦,想到了1925年10月17日那个湿漉漉的早晨。那个早晨的情景,不是在从季伯舜身边滑过时被季伯舜当场抓住的,而是在后来无数个孤独的日子里,艰难的岁月中,被季伯舜一点点记起的。

    季伯舜记起了那个早晨。鼻翼中似乎又吸进了来自1925年那个早晨的湿雾。他嗅着,吸着那新鲜而醉人的湿雾,在热烈火爆的阳光下走,向日航码头走。记忆中已不存在那个拨动他心弦的姣好的面孔,更不存在那场卑劣的欺骗。他能够想到的,是那太阳,是那自由的空气,是玛丽路两旁饭铺飘逸出的一阵阵香气。

    自由的空气,遥远的香气,常常飘进季伯舜的梦中。睡眠中的黑夜因此而在无形中变成了灿烂的白昼,严酷的白日却变得像噩梦不断的黑夜一样漫长。在最初的日子里,在季伯舜还不习惯牢狱生涯的时候,一个接一个的白日益发显得难挨难熬。

    季伯舜开始主动和那位同狱的难友,又同样信仰共产主义的钱奋启聊天,谈苏联,谈托洛茨基,谈反对派中央,谈目前的中国现状和未来的中国革命。

    遗憾的是,钱奋启不属于托派行列,钱奋启对他和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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