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成为季伯舜精神之父的不是波鲁扬·扬·伊万诺维奇，而是托洛茨基。

    季伯舜无数次梦见这么一个场面：在一个雨后的傍晚，在一片霞光映照的旷野上，他背着简单的行囊，腋下夹着雨伞，在泥泞的路上走。他走过的路途上站着一个塑像般伟岸的身躯，身躯上伸出的巨掌放射着耀眼的光芒，像是无形中托着一轮太阳。

    第一次咀嚼这个梦境的时候，季伯舜把那个伟岸的身躯指认为自己的父亲，以为那是1919年他离开豫西老家到开封求学时，父亲为他送行场面的再现。可后来，那场面出现在莫斯科街头上，出现在清浦的威廉大街上，那伟岸的身躯渐渐明晰起来，明晰得就像莫斯科街头托洛茨基的巨幅画像。他分明看到了——有时大白天独自一人在那儿凝神静思时也会看到，托洛茨基同志挥舞着手臂，在厉声痛斥斯大林及其共产国际正罪恶地葬送着中国革命。

    在《忠于信仰的人》中，季伯舜写道：

    “……中国革命被葬送了，托洛茨基英明的预见在1927年4月以后——变成了现实。历史并没有花费多长时间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正确主张。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然叛变革命。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正式打出反共旗号。中国共产党人被屠杀，被逮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刚从国内撤到莫斯科的一位清浦同志告诉我，我所钦佩的安忠良，也在清浦举起了屠刀，清浦党组织几乎被彻底毁灭。”

    1927年季伯舜在莫斯科度过的那个秋天，无疑是个痛苦的秋天。在《忠于信仰的人》中，季伯舜又写道：

    “……如果说在那个秋天之前，我拥护托洛茨基，是出于对托洛茨基个人身世的同情，是出于对社会主义党内民主的向往。那么，在那个秋天之后，我成为一名坚定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则是出于痛苦反思之后的成熟选择。痛定思痛，我为自己往昔的轻信和无知感到羞愧，真诚地认定托洛茨基同志不但属于苏联，也属于全世界、全人类。他的高度和远见确凿无疑地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然而，1927年已不再像1917年那样属于托洛茨基。联共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公开载文连续对托洛茨基反对派展开激烈批判。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了立场强硬的讲话，并以铁腕手段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反对派被激怒了，纷纷走上了街头，举行了一系列示威游行，进行最后的反抗。

    这年11月7日，左派反对派单独举行了自己的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游行活动，把党内斗争推向了高潮。

    季伯舜参加了反对派举行的十月革命节的游行，同时参加游行的还有李维民、吴国平等一些中国托派留学生。李维民在游行集会上还发表了激昂慷慨的讲话。这一天，莫斯科一些高大建筑物上挂上了写有“世界革命领袖”字样的托洛茨基巨幅画像，游行队伍打出了“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分裂，维护列宁党的团结”、“实现列宁遗嘱”的大幅标语。“托洛茨基同志万岁”的口号声一阵阵响起。季伯舜举着拳头跟着喊，仿佛是置身于反动军阀统治下的清浦。他那时就朦朦胧胧意识到，打着马列主义旗号的专制也决不比打着其他旗号的专制更美好，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决不能是现在苏联的这个样子。因此，季伯舜认为，他和托派同志走上街头决不是在反对社会主义，而是在坚持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

    就在这次游行中，季伯舜第一次看到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投身到拥护他的反对派队伍中来了。季伯舜远远地看到，他的精神之父从一辆小汽车里钻出来，向大家微笑、招手。这位反对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