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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都会回来的,却很失望。吉普车上几乎全是穿军装的国军军官,既没有安先生,也没有郜先生。

    事后郑少白才知道,安先生回到清浦已是次年11月了,回来时已拥有了国大代表、中华民国全国总工会常务理事、候补立法委员、清浦社会局局长、清浦市政治设计委员会主任等等一大串令人炫目的官职,主要任务就是对付工运、学运,成了清浦市家喻户晓的大人物。那几年,清浦的三家报纸上,几乎天天都能见到他的名字。郜先生回来,则是1949年的事了。是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回来的,一回来就接管清浦,当了清浦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和这两位共过事的老熟人相比,他郑少白这辈子真是白活了,那许多罪也真是白受了。1925年人郜先生的伙,革命了一回,落了五年的徒刑加一件绸布大褂。1930年入安先生的伙,二次投身革命,那可是已经成功了的国民革命,结果却落下了一笔永远还不清的良心债和七年的奴隶劳动。

    革命真是对不起他哩!

    1949年10月见到郜明时,郑少白曾真诚地这样认为。

    1945年10月,站在欢迎光复的人群中,这念头还没冒出来,郑少白也没做出第三次投身革命的决定。那时,郑少白根本就没想到,国共两党马上又会开战,更没想到共产党会在短短三年之中打垮国民党,独得天下。因此,郑少白坚持认为:他后来在东方机车厂发展党员,领导护厂斗争不是又一次投机革命,而是看透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腐朽,加之对革命烈士王三哥的愧疚,和对其子王涌的关心,才挺身而出的。

    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反动腐朽是确凿的。说别的地方郑少白或许不知道,说东方机车厂他可太清楚了。接收大员们一进厂,头一桩事是占洋房,抢汽车,接着就封仓库。不但把在清浦的几个仓库封了,把东方厂设在上海、天津的仓库也封了。封仓库是假,盗卖器材是真,清浦的大员们盗卖清浦的机器设备,上海、天津的家伙就盗卖上海、天津的库存钢材、机器。工厂在两年中无法全面开工,几千失业工人全靠领取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美国面粉过活。

    安忠良的社会局控制下的国民党东方机车厂工会,也彻底暴露了自己的丑恶嘴脸。一方面,他们对厂方号称代表工人,把分配美国救济面粉物资的大权牢牢抓到自己手里。另一方面,又和厂方勾结,大肆贪污舞弊,把成卡车的面粉、奶粉捣弄到黑市上去卖。把“救署”发给工人的布匹和一些其他必需的生活用品,大量地据为己有。

    工友们被激怒了,开始秘密串联,准备在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官员们下厂巡察时,进行请愿示威,搞垮虎狼成群的黄色工会。那时,东方厂还没有地下党组织——原来倒是有两个党员的,请愿斗争开始前几个月,因黄色工会特务的告密被捕了。大伙儿只好把小涌和另外六个工友推举出来做代表,领导这场斗争。

    七人小组的第一次秘密会议是1947年3月的一个夜里在郑少白家开的。开之前,小涌郑重其事地和郑少白进行了一次深谈,把共产党的问题再一次提了出来。

    小涌问郑少白:“叔,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我问过厂里许多老人,他们都猜你是!你自己也说过,1925年,你就是清浦总同盟罢工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了,能不是共产党员么?”

    郑少白想了半天,终于承认了,说:“我是……是民国14年,由郜明郜先生介绍进党的,你爹也是那会儿进党的。”

    小涌说出了几个月前被捕的那两个党员的名字,问郑少白是否知道他们,是否和他们有过联系?

    郑少白摇了摇头:“我和他们没联系,他们没找过我,我也没找过他们。你知道的,小鬼子时期,我一直在阎王殿关着,厂里的变化那么大,进进出出的人又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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