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号召“放”，党中央号召“放”，《人民日报》社论号召“放”，全国上上下下从“乍暖乍寒”的“早春”中走出来。进入一九五七年四月，全国沉浸在“放”的氛围之中。《人民日报》除了频频发表社论鼓励之外，同时连篇累牍报导各地、各界大“放”特“放”的“新气象”。

    跟得最紧的，莫过于上海。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曾有过“毛主席的好学生”的美誉。如今，许多批判文章涉及到此公时，不便道姓，常以“上海的那个‘好学生’”代之——读者谁都明白指的是谁。

    柯庆施有个大鼻子，人称“柯大鼻子”。他又叫“柯怪”、“柯怪君”。此人资历颇深，早在一九二零年，十八岁的他便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共。此后历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他是安徽歙县人）、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河北省委前委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攻下南京之后，他成为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南京市市长。不久，又兼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上海解放后的首任市长是陈毅，他又同时兼任中共华东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后来，陈毅调往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柯庆施调到上海接替陈毅。

    柯庆施此人颇“左”。他的“名言”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在成都会议讨论个人崇拜问题时说的一句话：“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①柯庆施后来越发“左”了，为在上海写作、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了大力，为发动“文革”出了大力。只是他在“文革”前夕——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猝然病逝，所以他未能卷入那场中国历史上的大浩劫，尚未陷得更深。

    柯庆施手下有一员大将，名曰张春桥，职务是他的政治秘书。后来张春桥成为“四人帮”中的一“人”，成为“狗头军师张”，臭名昭着。不过，一九五七年，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还不大露脸。三十年代，此人在上海文坛曾混过一阵。后来到晋察冀边区，出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当柯庆施调来上海，与“凡事‘左’三分”的张春桥颇为相投，遂用此人作为政治秘书。

    毛泽东四月初在浙江杭州，柯庆施和他见了面。政治灵敏度很高的柯庆施，马上从毛泽东的谈话中捕捉到他的最新意图。

    于是，从四月十六日起，柯庆施在上海召开“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预备会”，普遍传达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和在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随之广泛地展开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②

    翌日，上海《文汇报》报导了柯庆施十六日讲的一段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中央肯定的方针，市委将坚决地贯彻这一方针。今天在党员干部的思想中有抵触，原因是在新情况下要用新办法解决问题还不习惯。过去，长期的和敌人作斗争习惯了，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不简单，这需要有一个过程，一定可以贯彻执行。”

    《文汇报》的报导这样形容会场气氛：“几乎所有发言人都提到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都很兴奋，有的认为可以‘大胆说话’了，有的认为大胆‘放’，大胆‘鸣’非常正确。”

    《人民日报》也迅即刊载“本报驻上海记者”发来的长篇报导《在民主的气氛中展开激烈争论——记上海知识界讨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报导说，毛泽东讲话的传达，“成了上海知识界思想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给初春的上海，更增添了蓬蓬勃勃的生气”。“上海知识界这次对毛主席讲话的讨论，非常热烈，好些过去不肯说话或不多说话的人，这次都解除顾虑，滔滔地畅所欲言。好些座谈会上都有激烈的争论，这些都是过去稀见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