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一九五六年确实多事：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诱发了波兰的大动荡，而波兰的大动荡又引发了匈牙利事件。

    一场风波接着一场风波，这三场风波剧烈地震撼着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受到了震撼。毛泽东受到了震撼。

    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大党。中国的一言一行，在社会主义阵容中是举足轻重的。

    这时的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声望，正在日渐上升。斯大林在世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领袖，无可争辩的是斯大林。当赫鲁晓夫成为苏共总书记，他毕竟已是苏联的第二代领导人，何况上台不久，资历尚嫩。虽然赫鲁晓夫最喜欢扮演的角色是“老子党”，但他在毛泽东面前已很难摆出“老子党”的架势——即便是当时的斯大林，毛泽东也未必完全听命。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及他早年只知道中国红军总司令朱德。直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参加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活动时，他才头一回见到这位身材高大的中共领袖，把毛的名字念成“马察东”。

    跟“马察东”结识之后，赫鲁晓夫很快就得出这样的印象：“绝不会听从国际共运内部超过他自己的党之上的任何别的共产党，他绝不会容忍这样的事。”①

    赫鲁晓夫的这段话，倒是正确无误的。

    斯大林去世不久，中苏两党的关系大致上是融洽的，如赫鲁晓夫所说：

    “在斯大林死后的头几年里，毛泽东对我们是友好和尊重的，我说的‘我们’，是指斯大林后组成的领导班子。”①

    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的主要精力，花在处理国内问题上：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揭露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写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推行农业合作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序言和按语……

    得知苏共即将召开“二十大”，毛泽东以为那是苏共的一次例行性的全国代表大会，派出了以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为团长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朱德是德高望重的中共元老，诚如赫鲁晓夫所言，他最早知道的中共领袖人物便是朱德，但朱德并非中共意识形态方面的专家。

    从莫斯科传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在毛泽东的脑海中卷起狂澜。毛泽东为赫鲁晓夫事先“不与兄弟党商量”而大为不悦。

    对于毛泽东最初的反应，赫鲁晓夫是这么说的：

    “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揭发了斯大林的暴行，揭露了他对数百万诚实人的独断专行的惩办，揭露了他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独裁统治。起初，毛泽东认为我们对斯大林滥用权力的指责是正确的。他说二十大作出的决定表现了伟大的‘英明’……

    “毛也开始诉说他自己对斯大林的不满。例如，他谴责斯大林支持过蒋介石。他还举出具体例子证明斯大林损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毛还指责斯大林弄错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毛具体地谈到斯大林小看了——因而妨碍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毛特别批评了共产国际对待中国的态度。当然，斯大林要对共产国际负全面责任……”①

    毛泽东虽然也批评斯大林，不过，他的分寸跟赫鲁晓夫不同。他很快就发觉，不能照着赫鲁晓夫的调子唱下去，不能照着苏共“二十大”的路线走下去。

    毛泽东发表了对于斯大林的着名观点：“三七开”，亦“三分过，七分功”。毛泽东的这一见解，清楚地体现于他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