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晁错在朝廷里俨然是呼风唤雨，一手遮天，丞相都被他气死了，那就更别说其他的大臣了。

    这种局面和商鞅变法时的情景特别像，商鞅徙木立信，还处理了太子的师傅公孙贾和公子虔，秦孝公和他一唱一和，给人的感觉就是朝堂之上只有此君臣二人。

    刘启和晁错此时在朝堂上给人的也是这种感觉。

    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的八月，晁错升任万石的御史大夫，终于位列三公，坐上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宝座，官运亨通，官级升得比火箭都快，紧接着就提出了削藩的政策，而且剑锋直指吴王刘濞。

    晁错对刘启说：“当年高祖平定天下的时候，因为他的兄弟少，加上他的儿子们多数年龄也小，所以才在亲戚中大规模地封了一些姓刘的人。这些人都是高皇帝因为家族中没有足够亲信之人，才勉强封的，所以封庶子刘肥为齐王，下辖七十余座城池；封弟弟刘交为楚王，下辖四十余座城池；封二哥刘仲的儿子刘濞为吴王，下辖五十余座城池。这三人都不是高祖血脉的正根，然而他们掌握的地方却占到了天下土地的一半。

    “特别是吴王刘濞，这个人是个高危分子，他心怀当年儿子被皇帝您砸死的仇恨，因而成天装病，找理由不来朝见，真按照古代的法令早该砍他的项上人头了。可惜先帝太善良了，不仅没杀了他，而且还赐给了他手杖和小几。先帝这是多么宽容、多么仁慈啊，这是以德化怨。

    “按理他刘濞没有理由不因此对皇帝感恩戴德，对中央政府服服帖帖，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但您看那家伙，反而是靠着丹阳铜山在那里铸钱，又煮海盐，摆明了是别有用心。而且他还招收了很多亡命之徒，这绝对是蠢蠢欲动、打算造反的征兆。现在依我看，削他的地盘会把他逼反，不削他的地盘他也会造反。削他，他造反造得早，这样危害小；不削他，他造反造得晚，力量积蓄得更大，危害就会更大。长痛不如短痛，建议陛下赶紧削藩。”

    晁错之所以力持削藩观点，就是因为他认为刘濞总是要反的，“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史记·吴王濞列传》）然而，仔细分析这句话，晁错似乎是说错了。

    错在哪里？

    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认为，按照晁错的想法，造反不一定非要反起来才算数，只要刘濞具备了可以造反的力量，那他就是要造反，不然他积蓄那么强大的力量用来做什么？

    面对晁错的恶意中伤，若刘濞能发言，想来他必然会感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虽然放诸任何一个人来看，刘濞的种种做法都像是在为造反作准备，而且他也有足够的动机，可只要他一日不行动，就没人有资格斩钉截铁地说刘濞一定会造反。再有利的推测都不能在事件发生前就被当作事实。

    可惜的是，晁错是一个酷吏，秉持法家思想的人都喜欢有罪推论，因为他们要保证专制者的权力绝对稳固，所以晁错说话难免要夸大事实吓唬刘启。

    法家人物这种习惯性的“有罪推论”其实是一种喜好揣测他人心思的习惯。这种习惯长久地影响着许多中国人，中国人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最喜欢的就是借助只言片语来揣摩对方的心思，社会上很多人还以此为能，觉得自己情商很高。然而，这些做法终究会破坏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容易让人与人发生误会。同时，这种手段本身也很卑劣，这些做法终将衍生出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

    仔细想来，尽管刘邦当年确实是给刘肥一下子封了七十多座城池，但是到了景帝朝，当年的齐国已经分裂成了齐国、济南国、济北国、胶西国、胶东国、菑川国六个国家。这六个诸侯国各自为政，齐国的力量也已经大大削弱。再说楚国，满打满算也不过有三十六座城池罢了，晁错这分明是在混淆视听，意图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