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读经书这件事上。我们常常会看到，小说家们写小说写着写着就出现了自我复制。比如古龙的小说，不同作品里面人物的性格都有相似之处，这是因为人们对于自己熟悉的事物总是难以超脱，做什么事都喜欢往自己熟悉的地方扯。贾谊谙熟经学，所以他思考问题离不开经书上讲的那些内容。一个人一旦成了书呆子，那也就没什么前途了，只能在固有的知识范围内打转。贾谊就属于这种情况，实际上，他对政治并没有多少可操作的见解。

    不过贾谊锐意进取的风貌却可以一时掩盖住他政治才能的不足。初出茅庐的贾谊立志要帮助刘恒改弦易张，他认为，汉朝建国二十多年来天下和睦，已经是时候“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了。这五点是在帮助刘恒处理内政问题，同时贾谊要借此重新规划汉王朝方方面面的内容。

    所谓“改正朔”，就是使用新的历法。

    中华历史自夏朝开始，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历法，每一次改朝换代都要改一次历法，来与天命的改变相呼应。然而，由于刘邦默许了“汉承秦制”，加上他本人又是个大老粗，当年叔孙通为他设置新国家礼仪的时候他就要求叔孙通删繁就简，所以叔孙通大约也忘记了要设置新的历法一事，以至于汉初仍以十月为岁首，跟秦朝一样，这并不符合古代新王朝建立后的规矩。

    “易服色”就是更改朝会和典礼时舆马服饰的颜色。由于秦朝按照五行学说将自己说成是水德，所以秦人崇尚黑色。而汉朝灭秦而立，应当是土德，贾谊据此而设计让汉朝人以黄色为尚。

    “法制度”就是修正国家的各项制度。“法”不是制定，按照清人王先谦的说法，“法”有修缮、规范之意。汉初政局的凋敝主要就是由于继承了秦朝不完善的政治制度，贾谊此举意在重振朝纲，让汉朝从根本上摆脱秦朝凋敝政局的阴影。

    “定官名”“兴礼乐”也就是制定新的官名和礼仪制度。制度都已经改了，那么在官职和礼节上也应该有所变化，此举与“法制度”相配套。

    除了上述五点之外，贾谊还提出了“数用五”的建议。关于这一点，史学家们历来说法不一。

    颜师古引张晏注曰：“汉据土德，土数五，故用五，谓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秦汉史大家陈直也认为“数用五”是“指官印拟改用五字也，汉初公卿太守都尉印文皆四字，贾谊之议未采纳，至武帝时使正式改用”。

    根据张、陈二人的意思，“数用五”指的是，所有官印上刻的字都要有五个，此前汉朝的官印都只刻四个字。

    然而将“数用五”仅仅当作官印上文字的数量显然不妥。按照韩兆琦先生的说法，“数用五”还可以是表现在礼器、官印等各个方面，而且“土”在五行当中位居第五，贾谊不是要把汉朝说成是土德嘛，这个“数用五”刚好可以与土德说搭配起来。

    最后只能按照《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秦）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的记载来笼统地解释“数用五”，这应当是指，在礼仪制度等方面都以数字五为数量来规范。

    贾谊提出这六点的目的只有一个：全盘推翻“汉承秦制”的模式。尽管贾谊的思路是正确的，然而刘恒却没有遵照他的意见去实行。史书说“帝谦让未遑也”（《资治通鉴》卷十三），就是刘恒很谦虚，一个劲儿地说自己能力不够，最终没有实行贾谊的计划。

    然而笔者认为，刘恒拒绝贾谊的建议并非是因为谦虚。前文讲过，刘恒早年是诸侯王，在整个发动政变登基的过程中也与诸侯王接触繁多，所以刘恒一登基就先拿王国问题开刀，又是招降南越国，又是分封皇子。相较于王国问题，内政改革其实更难实行，因为这其中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