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了解，越南入侵柬埔寨，黎笋有个讲话。在估计中国可能作出何种反应时，他自信极了，十分肯定中国除了十分激烈的言辞，是再拿不出别的什么来的……

    我也了解，当越南五路大军正向金边悍然疾进时，北京还在最后商定我们该作出何种反应的会议情况。

    可惜，介绍材料的人一再说，要公布这些材料得请示有关上级批准。

    如此，我只能讲几个仓促上阵的中国将士的故事，意在说明：黎笋有一点说对了——中国作出任何行动、反应都是万难的。但他的估计有一个根本性错误——中国到底不是美国！

    （在这个军，到处能听到夏伯阳式的故事。段如金师长说：“王有富那老头不怕死，给我印象特深。1979年反击战，敌炮炸成一锅粥，老头坐个吉普车来了，一脚蹬在踏板上，身子伸出车门外，头昂昂的，连眼皮也不眨一下，一个劲儿喊司机：往前开！我想起《夏伯阳》电影里也有这么个镜头……”

    在干休所，见到王有富老头，我们提起这件事时，他笑了笑说：“我哪是不怕死呵，只是觉得死在战场比屈死在‘牛棚’里好！”）

    1978年3月我进了学习班。

    当时，凡认为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都进学习班了，我是最后一名。说是老鼠拉木楔，大头在后，经过对先去的人反复揭批查，最后认为，和“四人帮”挂勾人就是我，总后台就是我，罪魁就是我！

    什么罪名？说我们军要为“四人帮”搞武装政变！现在是人证物证都查巴实了。没早“请”我来，是对我持慎重态度，等待我自己觉悟，主动交代……

    花了好长时间要我转变立场，我说，这个立场不好转呀，要转我就得转到“四人帮”那边去了，还不是一般的，是死党！

    派了七个人看管我，门窗都钉死的，不能和外界接触，车轮战。

    搞得我很难受。骂人吧，人家说我的案子是上级党委研究了的，华主席批了的！低头过关吧，不行呀，这武装政变可不是我一个人能搞的，必然上下左右牵连好多人。

    好多军师团营干部都被搞进来了，想的就是从我这儿突破个口子，我不能干这种缺德事！

    真是的，你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我确实想过，活着拖吧，可拖到何时是了？一死了之吧！不行，我不明不白去了，这多被认为与我是“一气”的干部不永远落个疑点、污点吗？

    我们这个军，在云南住了三十七八年，只要中央、上级一声令下，我们什么没干过？边疆剿匪、筑路、开荒、抢险救灾……干什么我们几万官兵不是上下一心，生死不惜？文化大革命中云南两派斗争激烈，你杀过来，我杀过去，有时局面收拾不了啦，中央叫军队出面，而且是命令，上面有好多领导落名，我们不听，能行吗？谁料得到当时有个“四人帮”一手遮天，他们常常假借我们周总理、叶老帅的名字号令部队？

    军队一出面，制止手里也有枪炮的群众厮杀，难免造成伤亡，军队本身也有损失，这罪过是谁的？

    我个人确实在文化大革命中干过“蠢事”，说了很多错话，当过一两次制止武斗的副总指挥。就在我自己进学习班前，我对上面布置的“揭批查”运动也是积极的，对下面干部搞“划线站队”，点了一些人的名。我有很多教训，到现在想起就一晚上合不上眼。

    “揭批查”，真扯蛋，是用“四人帮”那套清“四人帮”，用极左清极左。我们军很多对部队对地境熟悉、有才干也很年轻的干部被错误处理了。这使1979年那一仗受了很大的影响！

    要打仗了，我先是从广播里感觉到，后来看到部队出发。我想要求上前线，又想，人家怎么会放心你，根本不可能，也就算了。

    后来学习班的干部也调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