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一方面开创太学，培养与选拔人才；另一方面又确立了察举制度，发现与选拔人才。通过这两条途径，充实汉王朝的官吏队伍。

    所谓察举，亦称荐举，是由汉王朝的三公九卿及地方郡守等高级官吏依据考核，把民间及基层官吏中的德才兼备者推荐给朝廷，由朝廷授予他们一定的官职或提高其官位。

    据《汉书·高帝纪》载，汉高祖刘邦曾诏令诸侯王和地方郡守察访民间德才兼备的人，并把这些人送到京城。如果不执行这项命令，没有把地方上贤德之人推举出来，一旦发觉，就要罢免其官职。汉文帝即位第二年(公元前178年)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这种察举办法逐渐形成制度，文帝还亲自出题策问，要求被荐举的“贤良”之才，针对时政提出建议，答策要封好交皇帝亲自拆阅，评定高下，然后酌授官职。这是汉代皇帝亲自主持考试以选拔人才的开始。在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策试”中，晁错名列前茅，被封了官。《汉书·晁错传》载：“对策者百余人，唯错为高第，由是迁中大夫。”汉武帝即位以后，对于举贤十分重视，刚即位不到一年(公元前140年)就下令举“贤良”。这次被推荐的“贤良”之才百余人，董仲舒就是在这次“对策”中连对三策而被列为上第的。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汉武帝再次亲自策问，公孙弘策试第一。

    察举的名目很多，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属常科，经常举行的科目，又作岁举，即为每年定时由各州郡长官按规定名额向朝廷荐举人才之制；另一类属非常科，或叫作特科、特举，即根据皇帝需要临时指定的特别选士科目。常科有孝廉、茂才等科；非常科有贤良方正(贤良文学)、明经、明法、至孝、童子等科。

    (1)孝廉科：创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汉书·武帝纪》)，即举孝子与廉吏各一人，为按照孝子廉吏的标准察举人才的科目。至东汉时，孝廉便“合为一科”(《文献通考·选举七》)。其为两汉察举制中最受重视的常科。由于各郡区域大小不等，人口多寡不一，东汉时则实行按地域、人口比例分配贡举名额，大致每20万人岁举一人。《后汉书·丁鸣传》记汉和帝时规定：“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被荐举的人，须先试任一年，如能够胜任职守，则可转为正式官职。若不胜任，就要被撤换，而且推举他的地方官员也要受到处罚。

    所谓“孝”是对民说的；所谓“廉”是对吏说的。举“孝廉”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选拔清廉的官吏，充实官吏队伍，加强中央集权的力量；另一方面是在民众中宣传道德风化。在察举制度下，士人能否当官，一般取决于能否被推荐；而能否被推荐，又取决于乡闾民间的舆论。以“声名”取士，这是察举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既然察举重视士人在乡闾的名誉，因而“声名”与士子的前途关系极大。于是士人作伪求名之事也就层出不穷了。如东汉初年时有位名叫许武的人被推荐为“孝廉”，为了让他的两个弟弟也成名，于是提出分家，许武自取肥田广宅以使他的两弟能获“弟兄克让”的美名而获荐举。等其弟弟已被荐举之后，许武又把田地、财产加三倍地归还其弟，他又博得更高的声誉(《后汉书·许荆传》)。又如东汉中叶有一人叫赵宣，他在其父母死后住在隧墓中守孝20余年以骗取孝名，实际上他的五个儿子均系隧墓中所生。郡太守陈蕃调查核实后揭穿了真相，斥责他“诳时惑众，诬污鬼神”(《后汉书·陈蕃传》)。由于察举大权操纵在州郡等各级地方官吏手里，士人没有门第和靠山便很难被举。在这种情况下，士人不得不走权贵之门，交游结纳，士风日恶，出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