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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纪念各种百周年的人有时不免忧虑,害怕自己是在评价一个日渐凋萎的幽魂且不得不预言它那正在迫近的彻底消逝;不过,谈论《鲁滨逊漂流记》这种担心就全然不必,连如此想一想都十分荒唐。的确,到1919年4月25日,《鲁滨逊漂流记》就问世200年了,然而根本没有引发人们是否还读它、是否还将继续读它这类常见的猜想,200周年纪念日的效果是让我们惊叹永恒而不朽的《鲁滨逊漂流记》竟然才仅仅存在了这么短一段时间。那本书不像是单一作者的努力成果,更像整个民族孕育出的无具名之作;庆贺它的百年生日,简直就如为巨石阵举行百年纪念。类似的感受可以归因于我们都曾在童年时代听人朗读《鲁滨逊漂流记》的故事,因而,笛福和他的故事对于我们,几乎就像荷马之于希腊人。我们从来不曾想到真的有个人叫笛福,若是有人说《鲁滨逊漂流记》是某个摇笔杆的人编出来的,要么会引起我们的不快,要么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童年的印象存留得最久,也刻印得最深。至今,我们仍觉得丹尼尔·笛福的名字似乎没有资格出现在《鲁滨逊漂流记》的书名页上,而且,纪念该书问世200周年,不过是在轻描淡写并且毫无必要地提一句它仍旧存在着,就像巨石阵。

    那本书享誉天下,后果却对作者不太公平;因为这虽然使他隐姓埋名地领受了莫大荣光,却多少掩盖了他作为作家还曾写过其他作品这一事实,而其他那些书,可以肯定地说,在我们小时候没有人大声读给我们听。因此,1870年《基督教世界》的编辑呼吁“全英格兰的男孩和女孩们”为被闪电击中损毁的笛福墓重修墓碑之际,大理石碑上仅仅刻着“纪念《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根本没有提《摩尔·弗兰德斯》。考虑到《摩尔》一书——还有《罗克萨娜》《辛格尔顿船长》《杰克上校》问世200周年的契机也应该引导我们思考:它们与后者相似的伟大之点究竟何在。

    笛福转而开始写小说时已经是六旬老者,那是在理查逊和菲尔丁:

    没有人曾经更多体尝莫测的命运,我十三次发财致富而又沦落赤贫。

    写《摩尔·弗兰德斯》之前,他曾在新门监狱被囚了18个月,曾和窃贼、海盗、路匪,以及造假币的犯人聊过天。不过,由于生活经历和事件发生而不得不面对某些事实是一回事,贪婪地吞咽世相真情并铭刻在心又是另一回事。笛福不仅曾亲历贫穷困境,与深受其害的人交谈,而且对他来说,那种衣食不保、风雨无遮、艰难辗转的生活激发出的想象,正是他的艺术的最适当题材。他的杰出小说每每在开头几页里就让男女主人公陷入孤立无援的不幸处境,让他们的生存只能是持续的挣扎奋斗,就连能够活下来也是运气和奋斗的结果。摩尔·弗兰德斯生在新门监狱,母亲是罪犯;辛格尔顿船长童年时被人偷走卖给了吉卜赛人;杰克上校虽然“出身于绅士家庭,却成了窃贼的徒弟”;罗克萨娜开始时运气稍好,但是15岁结婚后却眼看着丈夫破了产,自己拖着五个孩子,陷入“无可言状无比悲惨的境地”。

    于是这些男孩女孩们个个都得独自闯世界,都得艰苦奋战。这种境遇完全是按笛福的偏好编排出来的。他们中最突出的一位,即摩尔·弗兰德斯,从一出生至多不过暂缓了半年时间,就落入了“贫困——那最坏的恶鬼”的魔掌,自打学会做针线活儿就被迫自力谋生,奔走四方,她并不向其创造者索求他所不能提供的雅致家庭氛围,却从他那里获取了他所熟知的各式各样奇人异习。从一开始,她就被压上了必须证明自身存在权利的重负。她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判断,必须用她依据亲身经验在一己头脑中打造出的某些粗糙道德规则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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