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据刘锦棠详晰陈奏，由部奏准，先设道厅州县等官。现在更定官制，将南北两路办事大臣等缺裁撤，自应另设地方大员，以资统辖。拟添设新疆甘肃，布政使各一员，其应裁之办事、帮办、领队、参赞各大臣，及乌鲁木齐都统等缺，除未经简政有人外，所有实缺及署任各员，拟俟新设巡抚、布政使到任后，再行交卸，请旨简用。

    新疆旗绿各营兵数及关内外粮数，应核实经理。国家度支有常，不容稍涉耗费，刘锦棠等当挑留精锐，简练军实，并随时稽查粮项，如将领中有侵冒等情事，应据实参奏，请旨治罪。”

    重新看完这通奏折，慈禧太后的感慨很多，新疆设行省之议，早就有了。前年三月，刘锦棠以办理新疆军务钦差大臣的身分，与陕甘总督谭钟麟会衔合奏，在新疆设置郡县，但是刘锦棠反对将新疆从甘肃划出，另设行省，因为一共只有二十多州县，即使将来地方富庶，陆续增置，亦不会多到那里去。各省州县，最少的莫如贵州和广西，而新疆的州县还不及这两省一半之多，难以成为一省，不言而喻。

    这是人人易见的道理，而另有深一层的看法，却不是人人见得到的。慈禧太后最称赏的是，刘锦棠的廓然大公的见解，新疆与甘肃形同唇齿，从前左宗棠以陕甘总督办理新疆军，一切调兵筹饷的军务，都以关内为根本，也就是以甘肃支持新疆。他接替左宗棠而为钦差大臣，军务能够照常推行，完全是因为坐镇关内的陕甘总督，力顾全局，所以能够勉强支持。

    如果说甘肃的地方大员，存在一个关内、关外的念头，那么新疆的军事，早就不堪闻问了。

    因此，刘锦棠认为以玉门关为界，将内外分为两省，是非常不智的事。甘肃固可以从此减轻负担，而新疆以二十余州县，孤悬绝域，势必无以自存。这也就是说，辛苦交涉收回的伊犁，迟早仍旧要归入俄国的掌握。

    “刘锦棠不主张新疆设行省，全是为了大局。”慈禧太后又说，“我又在想，刘锦棠是怎么成了左宗棠的部下的？还不是曾国藩存心公平，不存私见，全为大局着想吗？”

    刘锦棠如何成为左宗棠的部下？醇王非常清楚。左宗棠奉旨西征，除了胡雪岩替他借洋债，办粮台以外，本身没有凭借。其时曾左已经交恶，但是曾国藩却将“老湘营”的刘松山，调归左宗棠节制。左侯定边，勋业彪炳，很得刘松山的力，因此左宗棠虽对曾国藩处处不满，唯独这件事心悦诚服，曾经在奏折上特地陈明。曾国藩逝世，左宗棠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愧我不如元辅”，这句降心以从的老实话，就是由此而来。

    刘锦棠便是刘松山的侄子。没有曾国藩义助左宗棠，刘锦棠当然也不会随他叔叔成为左侯的部下，也就不会有今天底定新疆，筹议设省这一回事。慈禧太后回忆平洪杨，剿捻匪的大业，怆念曾国藩公忠体国，力持大局的贤劳，再环视今日荆天棘地的局势，自然感慨不绝。

    “我不相信我们就敌不过洋人。力量不是没有，只是私心自用，都分散了！如果能象曾国藩、胡林翼那样，又何致于会有今天。如今总算张之洞还识大体。”慈禧太后又说：“曾国荃比他哥哥，可真是差得太远了！”

    这是因为曾国荃从闽海情势吃紧以来，这三四个月对援闽援台，始终不甚热心。他诚然有他的难处，两江的海防、河防，所关不细，而南洋的兵轮、炮台、军械，又都不及北洋，为求自保，以致心余力绌。但慈禧太后总认为曾国荃漠视大局，忘掉了同舟共济之义，尤其是不肯援台，更以为还存着湘、淮之间的一道鸿沟，以湘军领袖，有意跟淮军宿将刘铭传过不去。所以不满已久。

    正好，左宗棠奉命督师福建，道出两江，曾与曾国荃商量决定，由南洋派出兵船五艘，到福建集中，归杨昌濬调派，预备等杨岳斌的二十几营一到，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