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原因是如果作那样的解释，就与第二句缺乏顺理成章的联系。而在事实上，它们的联系却十分紧密。第二句“威加海内”紧承第一句而来，而第一句的“大风起”正是渲染一种足以扫荡一切的“威”力和足以征服一切的“威”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李周翰和陆善经对于“大风起”的解释就不算错。既以“大风起”比喻自己起事后的威力、威势，则李周翰把“云”解释为被扫荡的对象，也是合情合理的。问题只在于把“飞扬”解释为“散亡”，缺乏训诂学上的根据。而陆善经的解释，却是有训诂学上的根据的。

    吉川幸次郎只注意到“大风”是贬义词的用例，只注意到“云”可与“乱”联系，而没有考虑其它。《易·乾》以“云从龙，风从虎”说明同类相感，后世因而常以“风云”比喻遭际遇合。《后汉书·耿纯传》：“以龙虎之姿，遭风云之时，奋迅拔起，期月之间，兄弟称王。”常衮《授李抱玉开府制》：“风云所感，挺此人杰，文武相济，弼于朕躬。”《大风歌》的第一句，正是用比兴手法描绘渲染了刘邦及其“从臣”乘时崛起、所向披靡的磅礴气势，因而第二句继之以“威加四海”，便有“水到渠成”之妙。“大风起兮云飞扬”一句兼用比兴手法，既渲染气势，又具有明显的比拟象征作用。至于“风”与“云”各比拟象征什么，原不必细加区分。如果硬要区分的话，那么“云飞扬”从属于“大风起”，“风”是主，“云”是从。所以李周翰认为“风喻已”，陆善经认为“云喻从臣”，都是说得通的。

    从章法上看，第一句“大风起兮云飞扬”乃是为第二句的“威加四海”蓄积气势、渲染气氛。它所展现的，不正是一种所向无敌的“威”势、“威”力吗？而这种风起云扬的威势、威力既然比拟、象征着君臣遇合，乘时崛起，那么这种“威”势、“威”力之所以能够加于海内，当然包含着“从臣”的功劳。刘邦在唱出这首歌的一、二两句时是估计到这一点的。既然如此，如果那些“从臣”都健在，都忠于他，岂不是用不着发愁没有猛士守四方吗？可是摆在他眼前的事实又是什么呢？帮他打天下的功臣诸如韩信、彭越等人都已经被他诛杀了；在破项羽于垓下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黥布，因韩、彭被诛而惧祸及己，举兵反叛；刘邦在平叛中身中流矢（半年后疮口恶化致死），他是带着严重疮伤回到故乡的；这时候，他已经六十二岁，太子（后来的惠帝）懦弱无能，黥布之叛尚未彻底平定，而从吕后所说的“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来看，想反叛的还大有人在。明乎此，就不难理解这首起势雄壮的《大风歌》为什么却以“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感叹收尾，就不难理解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为什么“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沈德潜《古诗源》评此歌云：

    时帝春秋高，韩、彭已诛，而孝惠仁弱，人心未定。思猛士，其有悔心耶？

    刘邦对诛杀功臣是否真有“悔心”，这很难说；但沈德潜所分析的形势无疑乃是刘邦所意识、所焦虑的。以“从臣”如“云”而“威加海内”的刘邦最终以发出“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慨叹而走向死亡，不管他对诛杀功臣有无“悔心”，终归是可悲的。当然，有“悔心”要好得多；如果像吕后那样刘邦一死便担心诸将谋反而密谋全部族灭，认为不如此便“天下不安”，那就更糟糕。郦将军的分析是正确的：如果尽诛诸将，则“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大臣内叛，诸侯外反，亡可翘足而待也。”（《史记·高祖本纪》）幸而这番议论受到重视而采取了“大赦天下”的措施，才消除了人心的“不安”。

    刘邦当然是个天命论者，但他唱《大风歌》时感到的“不安”却直接来自活生生的现实，而不是直接来自对于“天意无常”的认识。要不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