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但翠平却没有这机会，而是只有一条死路。

    翠平许是看出了他的心意，便有些生硬地说，我被抓住也不会连累你，我的衣领里缝着砒霜哪。他只好笑道：你是我太太，站长的干女儿，抓住你必定会连累我。翠平当即怒道：你这样婆婆妈妈的，是对革命同志的不信任，依我看，你根本就不像他们说的那么英雄。从此后，一连几天翠平不再与他讲话，每日无聊地楼上楼下转悠，但抽烟还是到阳台上去，用那块文徵明的端砚当烟缸。

    余则成心想，这便是他第一次望着她时，在她眼神中发现的那股子执拗。她是个单纯，不会变通，甚至有些鲁莽的女人，但是，他相信她一定很勇敢，会毫不犹豫地吞下衣领上的毒药或拉响那只攻坚手雷，为此，他对她又有了几分敬意。

    然而，此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事，让他发现，对于他的安全来讲，翠平的存在甚至比老马还要危险。

    1946年8月10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宣布对国共双方的“调处”失败，内战即将全面暴发。在这个时候，军统局天津站的工作一下子忙碌起来，余则成一连半个多月没有回家，到了9月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国军在华北及东北地区作战计划书》终于下达了，与此文件一同送来的还有晋升他为中校的委任状。余则成这几年的工作确实非常出色，不论是对于中共党组织，还是对于军统局，所以，得到晋升是意料之中的事。

    他将文件替党组织拍照了复本之后，便将原件给站长送了过去。站长一见挺高兴，说工作终于告一段落，咱们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晚上带你太太来我家，让那孩子认认义母，你也顺便给大家伙儿亮一亮你的新肩章。

    于是，他急忙给家里打电话，是老妈子接的，翠平虽然来此已经几个月了，但仍然不习惯电话、抽水马桶和烧煤球的炉子。他让老妈子转告太太，说晚上有应酬，让她将新做的衣服准备好。他还想叮嘱一下让翠平弄弄头发，但最后还是决定回去接她时再说。这些琐事都是他们日积月累的矛盾，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解决得了的。

    果然，等他回到家中，翠平还蹲在阳台上抽烟袋，他安排的事一样也没做。老妈子在一边打拱作揖地赔不是，说太太这些日子心情不好，先生您要好好说话。他不愿意被佣人看到他们的争吵，不管老妈子是受命于军统局还是中共党组织，这些事被传出去都只会有害无益。

    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对翠平说，晚上站长请你去见他太太，需要穿得正式一些才好。

    站长虽然在本地安了好几处家，但始终与原配太太住在旧英租界常德道1号那所大宅子里，所以他对世俗的礼节非常重视，经常对手下讲，纲常就是一切，乱了纲常，一切也就都乱了。

    翠平听见他讲话，便收拾起烟袋和“烟灰缸”，回到卧室，这才说，我不想去见那些人，他们明明是些杀人魔鬼，坐在一起却装得好像是一群小学校里斯文的先生，让我越想越恨，总忍不住要拉响手雷把他们都炸死。

    余则成只好说，我跟你解释过许多次了，这是工作需要，是革命事业的需要。

    他必须得说服翠平，这种应酬是无法推托的。军统局对属下的内部团结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所以，不论是站长一级，还是侦探、办事员之类的下级人员，各种联谊活动以及私人之间的往来非常稠密，然而，翠平每一次参加这类活动，总是会给别人带来不快。当然了，她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或言语，只是一到地方她便把那对粗眉拧得紧紧的，脸上被太阳灼伤的皮肤因为神色阴郁而越发地晦暗，有人与她讲话，她也只是牵一牵嘴角，既没有一丝和气的神色，也没有一句言语。这与军统局所谓的“大家庭”气氛格格不入，特别是让那些因为丈夫参与接收而一夜之间浑身珠光宝气的家眷们大为恼火，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