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9月，主力红军准备突围，组织上决定让杨振德等同志向地方转移。10月10日，邓颖超随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出发了，母女二人依依惜别，但谁也没有掉一滴眼泪，只是在心里默默地互相祝愿。她们不知道何时还会团聚，但彼此都深知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

    转移途中，杨振德不幸于南昌附近被俘。押至南昌不久，反动派很快把杨振德送到了九江感化院（即反省院）。当时，邓颖超并不知道母亲的下落，直到1936年长征胜利结束，才从一张报纸上看到母亲被捕的消息。那时在陕北根据地无从打听情况，西安事变后，才从白区来的同志那里得知母亲同许多同志一道，如陈潭秋的爱人及古柏的妻子曾碧漪等被关押在九江感化院里。

    在三年的拘禁生活中，杨振德时刻关心着红军的命运，对革命前途一往情深，一片丹心。敌人对她软硬兼施，丝毫也不能动摇她的革命信念。在狱中，她还不忘宣传革命，对顾祝同派来的年轻看守讲革命道理，鼓励青年多读鲁迅的书。当谈到在中央苏区的感受时，她说：“你们没到过苏区、没有亲眼看见他们的革命行动，当然百闻不如一见。他们那种艰苦斗争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气概简直把个人一切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他们在那种被围困着的环境下，能上下团结，与士兵同甘苦，战士们深明大义，知道闹革命是为了救国救民……”她还怀着钦佩的心情说：“像我女儿邓颖超现在那样的革命行动，简直和当年求学时代，大不相同，我真佩服他们。为了革命，经受那么多艰难困苦，吃的是粗米淡饭，无油缺盐；穿的是粗布破衣、麻草鞋，骑马奔驰在那崎岖不平的山林道路上，简直不顾个人的一切生死安危……”

    杨振德无限深情地赞颂那些革命战士，她自己亦以同样豪壮的气概和行动，鼓舞着监禁中的难友们。

    在感化院，不管敌人怎么审问，她都镇定自若，不失气节。反动派劝她给周恩来、邓颖超写信，让他们不要再当共产党，杨振德义正词严地说：“儿女之事，如今老人怎么管得了？蒋委员长的儿子不是也参加了苏联共青团，他不是也管不了他的儿子吗？”

    1937年，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双方谈判时，提出释放被捕的政治犯，但需要有人出保。杨振德不愿连累别人，对敌人说：“我无亲无故，没人出保，你们要放就放，不放就算！”直到感化院解散，她才最后一个被放出来。

    1937年6月初，周恩来与蒋介石谈判，得知岳母出狱后住在九江一个尼姑庵里，即去看她，并将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正在北京西山养病的邓颖超。

    以后，侵华日军进逼九江，占领了芜湖，人们纷纷逃难，党组织想方设法把杨振德接到了武汉。那时，邓颖超已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一天，邓颖超开会回来，传达室的同志告诉她：“你母亲来了，在你的房子里。”

    邓颖超惊喜异常，一口气跑到房间，见母亲安详地坐在办公桌前的圆椅上。久别重逢，母女二人紧握双手，不知说什么好，激动的泪花在眼前闪动。

    1939年，武汉形势日趋紧张，杨振德同武汉的工作人员一道撤退转移，几经周折，于1940年到达重庆，住在红岩村。

    几十年的奔波、劳累，杨振德——杨老妈妈的身体已愈来愈衰弱了，加上环境的险恶，老人家经不住折腾，终于病倒了。她高烧不退，却又不让相距里许的女儿知道。

    一天，女儿去看她，她拉着女儿的手说：“小超，我要去‘老家’了，你不要难过啊！”

    邓颖超知道母亲危在旦夕，心情十分悲痛。经与组织商议，决定把母亲接回办事处来住。当警卫战士们用椅子抬着她回办事处，问她感觉怎样时，她连连说，空气真好！

    她高兴极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