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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教育部部长的重任。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同教育部副部长徐特立一起,从苏区实际出发,制订出一整套《苏维埃教育法规》,并使之落到实处。

    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瞿秋白还将房间里堆积闲置的书整理上架,办了个中央图书馆。毛泽东告诉他,这些书有些是从各地收上来的,大多数是打漳州时的缴获,费了大劲,一担担挑回到苏区的。

    图书馆办起来了,毛泽东是“常客”。他喜欢读鲁迅的书,他最早读的鲁迅作品是1918年5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鲁迅也读过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署名的文章《体育之研究》,此文也发表在《新青年》上。瞿秋白是鲁迅的亲密战友,在上海曾四度避难于鲁迅家。他为《鲁迅杂文选集》写过序言,并得到鲁迅的高度赞赏。鲁迅所书联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即是对瞿秋白的深情表露。

    瞿秋白也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书写过序,序中说:“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他曾称赞,中国有两个“农民运动的王”,那就是彭湃和毛泽东。

    相识贵相知。在瞿秋白看来,毛泽东堪称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战友,碰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问题,或有什么心里话,他总想找毛泽东谈一谈,吐一吐。

    长征前,瞿秋白并不知道中央决定突围转移的战略意图,更不知自己是走还是留。直到部队出发前夕,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青山会议”(毛泽东叫的名称)上,宣布政府各部人员留守名单时,瞿秋白才知自己的名字已被决策者们圈入留守者之列。会上,瞿秋白虽有些激动,但没有吭声。会后,他找到毛泽东,希望能和大部队一道行动,并指望毛泽东能出面说说话。

    毛泽东能说些什么呢?他的弟弟毛泽覃、弟媳贺怡被留下了,贺子珍年迈的双亲被留下了,亲近他的周以栗、陈正人、阮啸仙、何叔衡、古柏夫妇、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夫妇、刘伯坚都被留下了。

    他说话的份量、作用又有多大呢?自博古进入中央苏区以来,他亦被排斥在中共高层决策圈之外,他的权力早已被架空了。中央苏区的党、政、军三权,党权已在博古手中;军权李德是“太上皇”;政权,毛泽东虽仍是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但博古指派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后来又安排张闻天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由此,毛泽东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政府首脑了。

    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说了。他找到博古,对瞿秋白等一些干部的安排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可是,博古仍然是一点也听不进去。

    毛泽东非常惦念着瞿秋白的艰难处境。据聂荣臻回忆,当部队即将出发时,他到瑞金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听我们说到转移,就说‘你们知道了?’我说:‘我们接受任务了。’我们这次去见毛泽东,本想打听一下转移去哪个方向,可是他就谈到这里,不往下谈了,却提议一同去看看瞿秋白同志办的一个图书馆。”

    毛泽东提议去看望瞿秋白创办的图书馆,一方面表达了他对瞿秋白在中央根据地艰辛开拓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表示了临行前他对战友的惜别之情。

    瞿秋白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他虽然对“左”倾教条主义者不让他参加长征很有意见,但他最后仍然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他送别了主力红军,送别了毛泽东等多年奋斗在一起的革命战友。

    不幸的是,这次的送别竟成了永别。

    主力红军撤离后,蒋介石调动了十万兵力向瑞金一带进行“清剿”。瑞金周围几百里山区的男女老少在中央苏区分局的领导下武装起来,同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至1935年初,在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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