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包袱；李立三把我处分了，四中全会取消了我的处分，这时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会后我在青年团做了一个时期工作，少共国际的决议上，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有进步，这又是一个包袱。说我领导团还行，难道就不能领导党？

    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更发展了自己品质坏的方面，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那就是我这样的人。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听人家批评，对于一切错误，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也因为这样，在临时中央到了苏区以后，这个时候我只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请别的同志担负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就是我。”（笑声）所以这个时期，我是中央总负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各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三人团”中，李德掌握着军事指挥大权。李德有很高的威望和权力，他在军事方面的特长是能言善辩，他举例时可以引用凯撒、塔西陀、拿破仑、弗雷德里克大帝、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等一连串名人的话。他决定问题从不犹豫不决。据熟悉李德的人们介绍，李德并不是只知道堑壕战和只赞成打阵地战。但是，李德确实顽固地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运动战，确实反对红军将领们继续开展或恢复毛泽东那种随机应变的作战体制。

    博古不懂军事，完全迷信这位共产国际的街垒战专家，把红军指挥权拱手让给了一个不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一局中国象棋，请来了一位国际象棋高手。李德还未弄清车马炮的关系，便仓促上阵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棋局”的处处被动和失利，乃至于最终失败，无可挽回，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人团”中，周恩来的职责范围仅仅限于监督军事计划的实施。政治决策权在博古手中，军事决策权在李德手中，周恩来实际上只相当于一位“总参谋长”。

    周恩来是中共久经考验的领袖之一。他的一生与中国共产党探索和领导中国革命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历程密不可分，可以说是这一历程的一个缩影，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则是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党在这一时期自身尚未成熟的特点，同样也在周恩来身上表现出来。身为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他亲身经历了党内发生的三次“左”倾错误。

    周恩来是在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形成之时，即十一月扩大会议后，开始参与中共中央核心领导的。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是中共中央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所犯三次“左”倾错误中的第一次，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在危急关头，坚决纠正和结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总方针的过程中发生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是对历史的矫在过正，是党为了挽救中国革命，在实行正确的战略转变的同时而走过的一段弯路。

    当时，周恩来并未参与中共中央领导，而是倾其全力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十一月扩大会议召开前夕，才奉命赶来参加，并且在会上遭到惩办主义的打击，以他为首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受到警告处分。只是由于周恩来投身革命以后，特别是在领导南昌起义过程中所显露出来的才干为党内所公认，才被增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开始参与中央核心领导工作。

    在“左”倾盲动主义形成以后，作为已经参与中共中央核心领导的周恩来，对此负有一定责任。体现“左”倾盲动主义主要论点的《中国现状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是十一月扩大会议一致通过的，作为会议的参加者，周恩来是举了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