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中央苏区不过一年光景，主宰苏区的“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便由“铁板一块”开始分化。

    首先从王明集团中觉悟分化出来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在瑞金召开了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博古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洛甫（张闻天）作了《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陈云作了《国民党区域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报告。

    可以说，这次会议，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发展到了顶点。博古在报告中说，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是“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形势十分严峻，但博古却不正视现实，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这次会议决定中央由博古负总责。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总书记。同时设立中央书记处，博古、洛甫、周恩来、项英四人任书记处书记，成为中共最高权力核心。

    在中央，张闻天的地位仅次于博古。

    张闻天，上海南汇人，又名洛甫，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参加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张闻天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在莫斯科，他的优异成绩和才华颇受共产国际东方部和中山大学领导人的赏识。回国后，很快得到王明器重并经王明指定进入临时中央。

    还在1933年1月，临时中央刚进入苏区，张闻天和博古就发生过分歧。

    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3年1月17日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宣言》号召：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

    中央政府主席是毛泽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是朱德。朱毛联名发布的三条件，张闻天认为很好，很正确。作为中央宣传部长，他认为三条件既是宣传口号，也是行动指针；既是对下层士兵与广大群众讲的，也是对国民党上层军官讲的。

    但博古不以为然。他以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的口吻对张闻天说，三条件只是一个宣传口号而已，只对下层士兵和群众，不对也不可能对国民党上层军官，并声称，统一战线，只不过是一个策略问题。张闻天认为博古的观点是一种机会主义。

    张闻天到苏区后，写了一些文章，关于经济政策方面的观点，与毛泽东的调子很相近。博古看了以后不悦，专门为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苏维埃的经济政策》，观点完全是从苏联搬来的，目的是为了驳斥张闻天。

    在对福建事变和十九路军的策略上，博古似乎采取了开玩笑的态度，在军事行动上完全不配合；张闻天则主张慎重其事，在军事上主张积极配合。

    尽管博古、张闻天在一系列政治原则问题上开始分道而行，但毕竟都是“莫斯科回来的同志”，都是王明“钦定”的临时中央主要成员，张闻天和博古还没有在公开场合和正式会议上发生争执。

    张闻天后来这样表白当时他与博古相处的心态：“我却从来没见过一次博古反对过任何问题上的‘左’。相反的，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你的反对‘左’，曲解为右而加以打击。我平时就怕他这一点，怕他找到我的‘右’打击我，所以我的反‘左’，常常是胆怯的，在反右倾中附带说及的，或者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