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要短小精悍，通俗易懂。重要的文章不得超过四千字，一般的报道只有几百字。说是办报，其实人手极少。连邓小平在内只有四个人。报纸每五天出版一期，每期近万字，数十篇文章，从征稿、写稿、编辑加工、版面设计甚至校对，邓小平都要亲自动手，工作量很大，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

    1933年8月6日，停刊几个月的《红星报》以崭新的面貌与广大红军指战员见面了！朴实无华的文风，短小精悍的文章，鲜明的观点博得了广大指战员的一片赞扬。

    文如其人。《红星报》受到广大指战员的欢迎，也鲜明地反映了邓小平的政治态度。《红星报》复刊第二天，邓小平就前往距白屋子约四华里的元太屋——中央执行委员会机关所在地，他要向毛泽东约稿。

    此时的毛泽东已被“左”倾领导者排挤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只保留中央政府主席一职，对军事工作无权过问。但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及其一整套战略战术十分钦佩，邓小平不顾自己因为是“毛派”而横遭打击的处境，勇敢地向毛泽东约稿。

    见到邓小平来访，毛泽东十分高兴。博古等人批“江西罗明”，批邓毛谢古，毛泽东知道是指桑骂槐，冲着自己来的。对邓小平等人无端地当了自己的“替罪羊”，毛泽东又是气愤又是愧疚。他拉着邓小平的手关切地询问他的近况。同是落难之人，两人谈得十分投机。

    毛泽东说：“听说你到红军总政治部去了？”

    “是的，主要是办《红星报》，今天到这里来就是为这事，希望主席为我们撰写一篇关于红军战斗实例方面的文章。”

    毛泽东慨然应诺：“好啊，我一定写，吉安一仗对我们现在反‘围剿’有借鉴意义，我就写打吉安吧，你明天来取稿。”

    邓小平没想到毛泽东会这样爽快地答应他的要求，高高兴兴地回到白屋子。

    在几天以后出版的《红星报》第二期第四版“红军故事”栏目里，邓小平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毛泽东以笔名“子任”撰写的长篇通讯《吉安的占领》。该文详细介绍了1930年10月4日红一方面军攻打吉安的战斗过程，特别是文中总结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以不硬拼，选择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灭敌人”的军事思想，与当时“左”倾领导的“御敌于国门之外”和“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错误的军事指挥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篇文章在广大指战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纷纷称赞邓小平办报办得好，盼望着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队伍来指挥。

    善于抓典型，是邓小平办报的又一特色。

    为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军事“围剿”，在中央苏区掀起了大规模的扩红热潮。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的李富春带头响应中央的号召，在苏区党政机关中第一个报名上前线。邓小平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亲自采访李富春，并连夜赶写了《扩大红军的领导者的消息》。文章刊出后，在苏区党政机关引起强烈反响。当时兴国县县委书记谢名江和水丰县县委书记钟循仁等也积极报名上前线。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领导干部的带领下，苏区广大群众踊跃报名参军参战，掀起了参军参战的高潮。

    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由于“左”倾领导错误的军事指挥，红军被迫打阵地战，被动应敌，每仗都伤亡惨重，唯独1934年9月1日至3日，朱德亲自指挥的温坊战斗是运用运动战术，打得主动、漂亮，大获全胜。邓小平敏锐地抓住此战例，立即约请李聚奎等战地指挥官提供战斗情况，然后综合整理，以《温坊战斗的胜利》为题在“前线通讯”栏目发表，既鼓舞了全军的士气，又批评了“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挥。

    邓小平还采用社论、署名文章和开辟“党的生活”、“支部通讯”等栏目，从各个侧面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