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中，写下这样的感受：“李德无疑是个有个人才能的军事家和战术家。”南京的国民党将领们看到李德的一些分析他们战术的著作时，颇为钦佩地承认：“想不到李德准确地预计到了这次巨大攻势的每一个步骤。”

    李德的悲剧在于他在伏龙芝军院没有学过游击战、运动战的课程，而他到中国后又对中国的国情、民情、军情知之甚微。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地图上的指挥家”并没有给自己和博古带来听希冀的那种胜利局面。相反，硝石、资溪桥、浒湾、大雄关、邱家隘、鸡公山、凤翔峰等战斗，红军使用的“短促突击”、“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在蒋军的堡垒面前，显得软弱无力，那么经不起对抗。几个月下来，红军在“新战术原则”的指导下，没有一次战役能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那样，痛快淋漓，动辄就吃掉敌人一个师、两个师，而且还尽是嫡系、精锐。洵口大捷，虽让人着实兴奋了一阵子，但也不过吃掉一个旅，而且好梦不再来。

    李德、博古所推行的新战术原则，在你死我活、炮火连天的战场上经受了实践的检验，让红军得到了以生命为代价的血的教训。人们逐渐对“两个拳头打人”、“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等洋战术发生了不满和怀疑。

    1933年12月，在黎川城东的团村战斗中，由于没有集中红一、三军团主力，而且分兵作战，致使彭德怀红三军团孤军奋战，结果只打了个击溃战，丧失了围歼敌两个师的良好战机。为此，周恩来和朱德致电后方的中革军委负责人项英说：“昨日团村战斗，如一、三军团会合作战，战果必不至如此。”

    1934年2月7日，周恩来在谈到红军目前实行的堡垒战、阵地战时，强调指出：“我们的主要作战形式还是运动战，”“我们反对单纯防御路线，我们要进行运动的防御，”“从运动战中来消灭敌人，这是最有把握的。”

    1934年2月10日，林彪、聂荣臻致电军委，提出利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

    4月1日，彭德怀致信中革军委，要求改变现行战术。

    4月30日，林彪就战术、指挥等问题再次致信中革军委。

    然而，掌握中革军委实权的李德根本听不进红军领导人和前方将领的建议，一意孤行地按照自己的军事经验和“洋教条”指挥红军，指挥战争。他根本不相信自己的战略战术会有错，他要亲自上前线，在广昌这个苏区大门，集中红军主力九个师与敌人十一个师进行一场决战，用红军将士的热血和生命再搏一回。

    博古闻知大加赞许，并要求军委另组一个“临时司令部”。同时，决定自己亲自陪洋顾问到广昌前线坐阵。

    广昌，位于黎川之南，宁都之北。县城坐落在群山环抱的盱江左岸，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为兵家必争之地。红军守住了它，便“御敌于国门之外”了；蒋军占据了它，便打通了通往中央苏区腹地瑞金之门。在第二、三次“围剿”中，蒋军曾一度攻占过广昌，但不久便被红军收复。

    广昌和建宁，作为苏区的两个战略要地，李德都曾亲临视察过。

    1933年11月底，博古和李德为了直接控制对前方的军事指挥权，来到了朱德、周恩来所在的红军总部所在地福建建宁。这次前方之行的目的，按李德自己的话说来，是要“同周恩来、朱德讨论军事战略战术的问题”，进而解决“中革军委和前线指挥部的合作中含糊不清和容易引起误会的问题”。其实，真实情况远没有李德说的那么动听。

    李德在回忆这次建宁之行时这样写道：我的意见是，前敌指挥部应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执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和命令。但是我很快就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前敌指挥部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