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博古、洛甫等人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一向大权独揽、发号施令惯了的博古，一到瑞金，使把中央苏区党政军权全部抓到自己手中。

    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前，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共苏区中央局。

    1930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出设立在苏维埃区域的领导机构，指定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再加上当地的两个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为书记。周恩来未到任，由项英任代理书记。

    1931年4月中旬，中央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达中央苏区，项英被免职，毛泽东任代理书记。1931年底，周恩来从上海到瑞金，正式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因周恩来长期在前方领导红军作战，所以苏区中央局实际上由任弼时、项英主持。

    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不久，在瑞金召开了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成员会议。博古提议，中共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改称中共中央局，以博古、洛甫为常委，博古为中央局总负责人，任弼时为组织部长，洛甫为宣传部长，顾作霖为少共中央局书记，刘少奇为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

    博古深知，在以战争为首要任务的苏维埃区域，军权十分重要，不抓军权，不掌握军队，一切都将无从谈起。过去，军权抓在毛泽东手中，掌握着几万军队，很不听话。中央说往左，毛泽东偏往右；中央要积极进攻中心城市，毛泽东却偏偏要把军队拉到山沟，打什么游击战争，为什么？军队在握。

    自古就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说。

    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的军权，博古和中央局以为军队该听话了。没想到，周恩来掌握了兵权，竟也学起毛泽东来。本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方针是“拒瞿留周”。即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里，给周恩来留一席之地——“打他的屁股，而不是赶他走”，没想到周恩来居然如此不合作，与中央和中央局的指令每每顶牛。博古号召反罗明路线，张闻天写文章提出反“军队中的罗明路线”，周恩来却在6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局会议上，当着博古和张闻天的面，说什么“红军中没有罗明路线”，几乎跟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一个腔调。毛泽东在会上企图翻案，说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错啦，打赣州错啦，不能搞“积极进攻”。博古明明代表中央肯定了宁都会议，周恩来却拧着干，说应该让毛泽东留在前线，要发挥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作用。周恩来全唱了反调，与中央路线不协调。

    博古很难想象，周恩来留过洋，吃过洋面包，到过马克思、列宁的故乡，当过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长期从事城市暴动工作，照理应该言行与国际路线一致，与中央同步。可怎么一到苏区竟被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的毛泽东同化了，对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津津乐道，亦步亦趋？博古对周恩来放心不下，特别担心他手中的兵权。第四次反“围剿”，周恩来与中央局唱对台戏，但却让他打胜了，而且打得相当漂亮。不可一世的蒋介石，在写给爱将陈诚的手谕上都哀叹：“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沉痛！将馁兵弱，危急存亡，思之心痛，不寒而栗……”一时间，周恩来的名字，在红军中，在苏区内外，如日中天。何况，他还有那么多南昌起义的部下和黄埔军校的学生！为了防止出现毛泽东第二，博古要抓军权，而且必须亲自抓。

    1933年5月8日，根据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建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一次常委会决定，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前方移到瑞金，增加项英、博古为委员，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指挥作战时，由项英任代主席。

    这一来，中央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