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初。赣南宁都偏僻山村小源的一个祠堂。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正在举行。

    从清晨到黄昏，会议开了十多个小时，几乎谈论的每一个问题，都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争论的双方，一边是苏区中央局在后方的成员任弼时、顾作霖、项英和邓发，另一边是苏区中央局在前线的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

    毛泽东独自坐在一边，一个劲儿地吸烟，脸色异常阴沉。会上，后方中央局成员都集中火力向他攻击。

    任弼时、顾作霖、项英和邓发，四个人坐在一块。他们握着“尚方宝剑”，以中央进攻路线的代表自居。

    夹在中间的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也是挨批评受谴责的对象。他们很多问题与毛泽东的想法一致，同情毛泽东，但又不能公然违抗中央路线，处于两难境地。

    毛泽东是第二次遭到苏区中央局一些同志的激烈责难和攻击了。眼前这种唇枪舌剑、阵垒分明的架势，这种一阵浓似一阵的火药味，使毛泽东联想到一年前赣南会议的那一幕，竟是那么相似。

    1931年11月，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又称赣南会议）开始了对毛泽东的全面否定。

    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博古上台后，为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对各级领导实行“改造”，向全国各地都派出了他们的“钦差大臣”。1931年4月初，临时中央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来中央苏区，即所谓“四中全会代表团”，简称中央代表团。

    中央代表团刚进苏区，还是能与苏区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和平共处”的。正如后来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所说的：“四中全会后，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代表团有三个人，任弼时同志、王稼祥同志、顾作霖同志。第一次反‘围剿’结束后，他们就来了。王稼祥同志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斗。在当时，我们感觉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就不会那样顺利。

    “所谓‘削萝卜’，就是主张不打，开步走，走到什么地方碰到一个‘小萝卜’，就削它一下。那时，我们主张跟敌人打，钻到敌人中间去，专找敌人的弱点，打击敌人。主张‘削萝卜’的人反对我们，说我们的办法是‘钻牛角’。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信任我们，赞助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得以接替项英担任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的行为与中央路线的距离越来越远，开始与中央代表团发生矛盾冲突。临时中央和中央代表团对毛泽东开始失去信任。毛泽东本人也有察觉。4月，毛泽东提议增加苏区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未置可否。7月，毛泽东再电临时中央，请求增加苏区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未复电。1931年10月11日，毛泽东第三次致电中央，提议：“彭德怀、林彪（第四军军长）、周以栗（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曾山（江西省政府主席）、陈毅（赣南特委书记）为中央局委员，请批准。”临时中央仍未批复。毛泽东所推荐的这五个人，都是毛泽东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但是，中央对这一提议，迟迟不作批复，其实是不想在苏区中央局加强毛泽东的势力。

    1931年9月1日，中央曾对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发出指示信，根据王明反“右”倾的纲领，指责中央苏区犯了“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的“最严重的错误”，这一指示，虽也肯定了中央苏区工作的一些成就，但在土地问题，政权问题，根据地与红军、工人运动和党内斗争等一系列问题上，全盘否定了毛泽东、朱德直接领导的中央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