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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年七月七日,战争爆发了,由于华北的情势发展而成。正如地震之后,必随之而有洪水,乃是自然之事。犯罪学家若发现两个犯罪案子是用相同的方法作的,他们就认为两桩罪案是由同一罪人犯的。日本征服中国的计划和他们走私政策是一致的。方法相同,特点相同,动机相同;鼓动,计划,指导,也是由同一个机构,那就是日本陆军。

    从抢劫中国政府的税收,到抢劫中国的疆土,日本陆军只是采用同样残忍的方法。说也奇怪,人类的心理对偷窃一个国家的领土,比偷窃一个妇人的皮包,多少看做更为光荣,更为对得起良心,辩论起来也更为振振有词。古时庄子就写过:

    窃钩者诛,

    窃国者侯。

    这个真理的后一半,提供了一个问题,虽然无数智慧卓越的经济学名家,国际法理学家,在渊博的论文里,非常慎重认真在事前事后时常研究,查考,论断,争辩,解释,辩护,诡辩,讨论,其中的真理仍然逃过了他们的观察,就犹如在灵魂学家所举行的降灵会上一样,有人说看见了那个鬼,有人说没有看见。

    但是,也许木兰是对了。日本人没有享福的特性,这是不会变的。

    认真说,战争已经“自然而然的”开始了。卢沟桥“事变”;其实不是个事变。日本军队在非法的地区夜间演习之后,在凌晨四点半要求进入中国军队防守的宛平县城,要搜索一名“失踪的”士兵,他们说中国兵向他们开枪,后来日本又自相矛盾,说那个兵并不是失踪。但是那年战事发生之前住在中国的人,都知道战争是迟早要发生的。日本占了东三省之后,侵占了热河,悄悄的进入了察哈尔,创造出冀东伪防共政府,现在日本想使北方五省与中央脱离,他们以为中国会把这片领土送给他们的。中国人恨死了日本人,但是日本人却爱煞了中国的领土。日本人越喜爱中国的领土,中国人越仇视日本人。

    于是两国开始了亚洲历史上最可怕,最残忍,最不人道,破坏性最大的战争。

    其实神经战早已开始了好几年,而中国人的神经现在已经兴奋起来。中国人必须要打日本,杀日本人,才能不使全中国陷入精神错乱。中国政府努力压制国人的反日情绪的表现,不管是写文章,讲演,开会,游行示威,可是老百姓被压制之下日趋高涨的反日情绪,如水决堤,终于爆发而不可遏止。戏剧性的西安事变几乎使蒋委员长陷身漩涡。日本人说中国人民反日,话真是说对了。他们说蒋委员长鼓动中国人民反日的情绪,话却说错了,因为他没用手指头弹动一下儿。他们若以为日本人以战争毁灭加诸中国人的头上,而能消除中国人对他们的仇恨,使中国人看起他们来可喜可爱,那是另一件事,是日本人该用他们自己的智慧去了解的事。姚老先生、木兰、曼娘,即使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在这方面,也没有一个人能对日本帮这个忙。

    从客观的角度看起来,从民国二十一年到二十六年战争爆发,整个儿的动态是这样:侵占东三省是日本对中国的第一次进击。民国二十二年热河省失陷给日本之后的塘沽协定,要求中国长城沿线划做非军事地区,是第二次进击。在民国二十四年春天,中国大部分军队在“剿共”战役中把共军驱入中国西部时,日本人强迫中央政府自河北撤退某些单位的驻军,是第三次进击。这样与当地军事当局勾结,鼓吹“自治运动”,宣布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在华北五省创造了一个像“满洲国”那样的傀儡政权。日本因为发现甚多地方当局都与日本“合作”得不够“诚恳”,在民国二十四年秋天,打算把力量集中在河北与察哈尔两省,但是中国政府的回答是从西部调回“剿共”军队布防在陇海铁路沿线。日本人大惊,看出了危险,暂时放弃了远大的计划,而创造了“冀东防共政府”,抓紧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增加了华北驻屯军,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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