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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子胜逐渐适应大队的工作。在支队防火处干参谋这两年,他主要做建审、火调、消防监督检查这些业务,他自知学历低,不是防火科班出身,因此自我加压,逮住一切机会,抓紧一切时间学习专业技术知识。应当说,这两年的生活相对单纯。

    消防大队却是一锅大杂烩,机关虽小,“五脏”俱全,“司、政、后、防”四个方面的工作全得干,上级部署的、本级应承担的、下级中队应完成的任务,事无俱细。工作能否干好,得看大队主官能不能拎得清主次,分得出层次。此后很多年,贺子胜每每回忆在大队的工作经历,诚心认为这几年是他人生中难得的宝贵财富。在这里,他攒足劲,为后来的无数次冲锋取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和资源。

    贺子胜与孙明杰做了工作分工,贺子胜主抓防火监督和财务,孙明杰主抓队伍管理和政工。当然,按惯例也是分工不分家,尤其在防火业务上。防火是消防大队的主业,按规定,大队全体干部都是消防监督员,全部参与监督工作。

    为扭转大队干部工作积极性不高、一盘散沙的局面,贺子胜提出实行周办公例会制。每周一上午召开办公例会,干部依次汇报上周工作情况,共同研究防火重点工作措施。他的用意很明显,汇报上周工作,每名干部的工作量就明摆在那儿,谁勤快谁偷懒谁效率高谁效率低下一目了然,干部相互之间有对比方能有进步;共同研究防火重点工作,让干部们各抒己见,他与孙明杰适时点评鼓励,既可吸纳好的工作建议,又能激发大家的积极性,促进团结。

    几次例会下来,他发现,成效并没有预期那样好。何源和郑少青的工作汇报总是那么稀稀拉拉的两三条,孙明杰则不痛不痒地点评。贺子胜很清楚,这两人不是不明白自己的苦心,却依然一意孤行,明显没有将他这位主持工作的年轻大队长放在眼里。他几度打算批评何、郑两人,想到何源是老同志,又想起余满江曾经打电话说“工作要讲究策略”,只得生生地把火气压下。

    直到有一回,素来严谨细致的高歆不知出了什么状况,吞吞吐吐好几分钟没能将上周的工作说出个一二三,贺子胜气不打一处来,将她狠狠地数落一顿。看见一名女同志被自己批评得泪珠儿直在眼眶里打转,贺子胜霎时特别不好意思,散会后特地向高歆道歉。高歆不理他,嘟着嘴把头一扭就走了,一连几天没进他的办公室。

    没料到,这次批评居然发挥出特效。此后,何源和郑少青的工作汇报明显详细清晰起来。

    不过,在防火重点工作措施的商讨上,大家的积极性像3000米障碍跑的栏板——不高也不低。对于贺子胜提出的工作措施,如果孙明杰不表示异议,其他同志基本不发言;要是孙明杰提出不同意见,郑少青和何源会或明或暗“遥相呼应”。这样一来,办公例会偶尔会发生一点争执。此时,贺子胜因时度势,假如没有原则性问题,他会退让三分,按孙明杰的意见执行。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共事,贺子胜与孙明杰之间的隔阂在慢慢弥合。

    团体,尤其由个性不同、处理方式迥异的人员组成的团体,许多时候就像一具地上卧式汽油储罐,外部受热、内部压力剧变、雷击或者静电接地不良,都有可能发生裂变,“砰”地一声爆炸。因此,办公例会上的一场狂风骤雨,迟早降临。

    狂风骤雨源于湖兴路小商品市场火灾隐患的整改。

    说来也巧,湖兴路小商品市场的原址,就是当年贺子胜、孙明杰和方平三人初试身手并结下兄弟情谊的木林家具厂。

    1991年的那把大火,将木林家具厂夷为平地。家具厂的老板没有防火意识,生意头脑却一等一的好。见全部身家化为乌有,洒过一场伤心泪后,也不知怎地钻营一番,从银行贷出一笔巨款,原地盖起两排上百间商铺,与西面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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