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初年的玄武门之变一直是小说和影视作品的演绎对象，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是一段始终笼罩在迷雾中的历史。目前可查的有关记载主要来自于《新唐书》《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然而这三部书对于这一事件的描写均太过简略，因此而产生的诸多政治悬疑就给玄武门之变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按照惯例，历代皇帝不能调阅记录自己言行的《起居注》，而唐太宗却偏偏打破了这个惯例，作为一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帝王，他这一行为本身符合其性格特征，然而却不可避免地给后世的史学研究带来了极大难题。至少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就很清楚他所依据的《太宗文皇帝实录》当中关于玄武门之变的部分并不全部可信，然而李世民毕竟是开创了贞观之治的一代明君，也是历代王朝和帝王所讴歌效仿的对象。因此经过一千四百年时光的冲刷洗涤之后，武德九年六月长安所发生的这场流血政变的真相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仔细推敲的话，史书上所描写的此次事变过程当中存在许多疑点。所谓疑点，就是指一般被认为史书描述中不尽合理的地方。比如说，按照史书描写，李世民直至最后一刻才在下属的劝说甚至胁迫下下定决心拼死一搏，然而其进入宫城伏兵临湖殿直至击杀建成和元吉的行动都顺利之极，中间似乎没有遇到任何困难。根据《常何碑》的记载，李世民推荐常何出任禁军统领驻守玄武门是在武德七年杨文干事件前后，或许当时李世民还并没有决定以政变模式登上皇位，但是很难想象他的这一举动是无意为之。另外，在政变发生当天，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十个儿子全部被杀死，一个都没有逃脱，这一点是相当令人震惊的，因为根据记载，当时李世民手中兵力远少于宫府军，在没有事先周密部署的情况下，有那么一两个漏网之鱼是相当正常的。十个皇孙之中只要逃出那么一两个去，就会给李世民的善后造成极大麻烦，然而事实是，在政变发生当天，长安城里乱作一团，这十个皇孙却一个也没有逃走，乖乖留在城中被李世民的部下砍了脑袋。这个疑点太过明显，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史书所描写的情景背后，实际上是一个策划完美部署周密执行彻底的政变方略，正是在这个方略的指导下，秦王和他的追随者们才最终击败了宫府联盟夺取了政权。

    还有两个小疑点，一个是东宫鸩酒案，另外一个就是政变发生时李渊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周边环境。我确实很难想明白，李建成既然要对李世民用毒，为什么竟然没有毒死反而吐了几升血就没事了，转过天来这位食物中毒患者就在临湖殿生龙活虎地用一支箭结果了投毒者的性命。有一个很愚蠢的想法，即假如我是李建成，我起码能找到十种以上能令李世民当即毒发身亡的毒药；还有一个更加愚蠢的想法，假若我是李建成，作为名正言顺的太子，我根本没有必要去毒杀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劣势竞争对手，从而为自己引来一大堆不必要的麻烦。在这个故事里的李建成似乎显得略有些弱智，而在他身边辅佐他的人也似乎同时感染上了这种弱智症。

    根据史书记载，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清晨，当李世民在临湖殿诛杀自己的亲兄弟的时候，作为皇帝并且兼任父亲的李渊正在湖上泛舟。我怎么也想象不出，究竟是什么样的闲情逸致让这位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在一大早就跑到皇宫的湖面上去划船，而这天早上他本来是安排了对建成元吉在昆明湖伏兵刺杀世民的重大刑事案件进行调查的。亲生儿子之间出了这样的事情，他居然还有心情去划船，而且是在早上六七点钟的时候，这一点实在令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个描述中的李渊不太像一个领导一方势力平定了天下的政治家，反倒像一个反应迟钝没心没肺的傻老头儿，就是这样一个傻老头推翻了隋朝并且兼并了各方诸侯开创了一个二百四十年的强盛王朝吗？面对这样的一个李渊，我开始产生了某种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