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位从骨子里排斥相权对皇权的制约的皇帝是一位自我约束能力极为强悍的统治者，在他统治中国的几十年间，天下由分崩离析的南北对峙局面逐步走向统一，由民生凋敝的困境逐步走向经济繁荣军事强大的盛世。杨坚不需要任何来自外界的制约和限制，因为他的自制力超乎常人不同凡响。

    但是，这种建立在个人自律基础上的制约毕竟不是制度性的制约，能够因人而兴，自然也就能够因人而废。隋文帝的继任者隋炀帝杨广恰恰是一个天分颇高然而自制能力却奇差无比的国家领袖，这位皇帝在位期间，连续搞了一场经济角度的大跃进和一场军事层面的大冒险，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将原本已经开始进入良性循环的国家局面破坏殆尽。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杨广本人未必没有成为一个圣明君主的潜力，他本人并不缺乏治理国家和进行军事斗争的经验，其资质也堪称上乘。然而这个皇帝的这些先天性优势在他接掌国家之后却因为缺少必要的制约而逐渐走向了反面。在古代，宰相作为政府的最高领袖，其地位是十分尊崇的，其权力也是受到体制本身的保护的，除非极端特殊的情况发生，否则君主不能对宰相的施政作过多的干预；而在隋唐以前，宰相一职往往由在天下士族当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某个大族的族长或重要成员担任，这从另一方面确保了宰相的权力基础。然而这种权力模式在经过历代王朝扩张君权收束相权的不懈努力和隋文帝翻天覆地般的政治体制改革后被基本解构了。所以，当隋炀帝杨广开始推行他那异想天开却又劳民伤财的军国大计的时候，政权内部根本没有一个能够对其权力形成有效制约的机制和士大夫群体。

    可以说，隋朝的灭亡不是偶然，当皇权接管了政府对国家的管理权，而皇权本身又没有足够的实力来正常行使这种管理权的时候，出现在这个国家当中的将是一种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隋末十八路反王蜂起的现实，恰恰是隋文帝大规模强化皇权独裁政治的必然结果。隋文帝的改革彻底解构了作为中央政权核心组成部分的相权，实际上反而大大弱化了中央政府的决策能力和运作效率，从而导致了地方执政官员成为了实际上的一方诸侯。这一点在杨坚时代并未完全体现出来，皇帝用其自身出色的决策能力和运作效率掩盖了这一点，然而当杨坚在大兴宫中阖然长逝之后，天下的局面就开始向着另外一个方向悄然走去……

    魏徵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他目睹了杨坚是如何通过削弱相权从而大权独揽，他也目睹了杨广是如何因为缺乏有效的制约从而国灭身死。可以说，这位未来的贞观名相的人生经历了隋朝由乱世而盛世，再由盛世而乱世的全过程。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判定这些发生在那个年代的动荡究竟给这位出身河北巨鹿的传统士人带来多么大的思想震撼，但是我们可以确认，在魏徵来到长安并被李世民简拔到身边任职后，他对这位千古圣君的种种几乎不近人情的“高标准严要求”恐怕并非是无的放矢。

    魏徵在玄武门之变后得到了大唐家族企业新任董事长的赏识，但是这位从个人履历上看性情稍显急躁的新老板却并未直接任命他做宰相，而是任命他做了正七品的太子詹事主簿。这个职务隶属东宫系统，本身无论品级还是实权本来都微不足道，然而对于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至八月的魏徵而言，这确是一个在事实上权重一时的重要职务。

    唐代东宫在太子三师三少以下直接为皇储服务的机构是太子詹事府，其最高领导是正三品的太子詹事。而太子詹事主簿，实际上就是太子詹事在文案方面的专职助理，也可以理解为太子詹事府的办公室主任，所有与太子相关的文件都由其保管甚至直接处理。这是一个类似储君的机要秘书的职务。而在魏徵任职之时，恰逢李世民刚刚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掉了原太子李建成，匆匆就任储君之位，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