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了，他才一度转而真正相信了风水。

    三

    许多人对“超自然力量”的迷信，都是源于自身经验。祖母之丧，使曾国藩对风水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

    道光二十六年九月，曾国藩的祖母王太夫人以八十余岁高龄去世。对于祖母的葬地，曾家发生了激烈争论。祖父星冈公执意将老妻葬于自己很喜欢的木斗冲，而其他人认为木斗冲地方狭隘，且风水不佳，都不赞同。弟弟们还特意写信到京，让曾国藩劝说祖父。

    曾国藩也不赞成祖父的主张。他知道祖父不信风水，因此另选角度来进行劝说。他说自己身为翰林，祖母也得以荣封，因此选择坟地必须“面前宏敞”，有足够的地方树立牌坊，而“木斗冲规模隘小，离河太近，无立牌坊及神道碑之地，是以孙不甚放心。意欲从容另寻一地，以图改葬，不求富贵吉祥，但求无水蚁无凶险，面前宏敞而已，不知大人以为如何？”。

    但是性格强硬的祖父固执己见，毫不动摇。对风水本不那么在意的曾国藩也就不再坚持，转而写信劝弟弟们听祖父的话。服膺理学的他以“天理说”来说服弟弟们：

    日前所开山向凶吉之说，亦未可尽信。山向之说，地理也；祖父有命而子孙从之，天理也。祖父之意已坚，而为子孙者乃拂违其意而改卜他处，则祖父一怒，肝气必郁，病势必加，是已大逆天理，虽得吉地，犹将变凶，而况未必吉乎？自今以后，不必再提改葬之说，或吉或凶，听天由命。

    也就是说，风水吉凶之说，是“地理”；而孙子听从爷爷的话，是“天理”。当“地理”与“天理”发生冲突时，作为程朱信徒，当然应该选择后者，何况爷爷此时还在病中，怎么能因为这个事惹他生气。

    巧合的是，就在祖母葬后不久，曾国藩家里喜事连连：“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愈，予之痹症亦愈，且骤升至二品。”祖父痊愈了，困扰曾国藩多时的风湿好了，且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到了道光二十九年，这种好运仍然持续：家里添了三个男丁，九弟曾国荃也进了学成了秀才。当然更重要的是曾国藩本人升任实职侍郎。

    以前虽然听惯了风水发家的故事，但曾国藩对风水之说一直“存而不论”。但这次“亲身经历”，却让他确信风水对家运兴衰有着直接的影响。道光二十九年，他在家信中对此事总结出了两点：第一，很显然，祖母葬地风水上佳，因此曾家家运才如此顺风顺水。“九弟生子大喜，敬贺敬贺。自丙午冬葬祖妣大人于木兜（斗）冲之后，我家已添三男丁，我则升阁学，升侍郎，九弟则进学补廪。其地之吉，已有明效可验。”

    第二，风水乃是天授，非人力所能强求。几个弟弟因认为此地风水不佳，差点和祖父冲突起来。而素来不信风水的祖父选定的地方，居然是如此上吉之地。“木兜（斗）冲之地，予平日不以为然，而葬后乃吉祥如此，可见福人自葬福地，绝非可以人力参预其间。”

    虽然吉地非人力可求，但既然葬到了吉地，就万万不可更动。他嘱咐几个弟弟，祖母坟地“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但祖母坟地毕竟过于狭隘，“不便立牌坊，起诰封碑亭，亦不便起享堂，立神道碑”。“诰封碑亭”是体制和家庭荣耀所关，不能不修。他的解决方案是将来将祖父母分别安葬，将碑亭之类建于祖父坟前：

    予意乃欲求尧阶相一吉地，为祖父大人将来寿台，弟可将此意禀告祖父见允否？盖诰封碑亭，断不可不修，而祖母又不可改葬，将来势不能合葬，乞禀告祖父，总以祖父之意为定。

    经历此事后，曾国藩对风水之说的迷信度大涨。咸丰七年，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