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话语的束缚，特别是所谓“民主与专制”话语的束缚。亚洲不少人也喜欢用“民主与专制”这个概念来解释为什么必须选择西方民主道路，甚至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西方政治话语。“民主与专制”这个概念在今天还有多少诠释能力？这个概念可以解释一部分现象，但又明显地缺少诠释力，越来越沦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个观念把千差万别的世界政治形态过分简约化了：这个世界只剩下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不是民主就是专制，而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专制就是法西斯，就是希特勒。如前面所说，如果世界真可以这么简单分类，那么民主制度选出了仇视人类的希特勒该怎么解释？西方认为非常不民主的那个新加坡，其国家治理水平明显高于台湾地区和韩国，更不要说第三世界的大批所谓民主国家了，这该怎么解释？

    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从“内容”和“结果”来判断一项政策，判断一种政治制度的质量，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把社会主义界定为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个思路对我们讨论民主建设也有启发，因为邓小平把判断社会主义的重点放在内容和结果上，而不是放在形式和程序上，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为社会主义的形式和程序创新留下了无穷的空间。实际上，即使从西方民主理论本身来看，今天西方主要国家把民主简化为程序民主，结果是大量劣质民主的产生。今天这个世界充斥了民主程序大致“正确”，但民主结果糟糕透顶的劣质民主。我们需要“拨乱反正”，需要从“内容”和“结果”出发，从实现“良政”出发来探讨和界定民主。

    基于这些论述，我认为东亚社会，乃至整个非西方社会都应该大胆地探索如何结合自己文化传统来建立新型的民主制度。也许可以遵循这么一个探索的思路：如果说西方民主现在被简约为程序民主，我们可以尝试反过来做，即从内容出发来探索新的形式。

    在探索新型民主的过程中，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三条经验十分重要。一是走渐进改革的经验主义道路，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完美的理想设计出发，循序渐进、不断试验、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不要给自己设定过多的框框，摸着石头过河，最终总会摸到石头，总能过河，最终形成自己比较完整的新体制框架。我们的大方向应该是逐步建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磋商机制。像经济改革一样，虽然我们没有路线图，但我们有指南针。在大方向、大战略确定的情况下，鼓励各个地方进行大胆地探索和尝试，逐步摸索出符合中国民情国情的民主建设之路。

    第二条是内需驱动，从中国的实实在在的内需出发，从有效的内需出发，只有有效内需驱动的改革才会比较稳健。什么叫有效的内需？有效的内需就是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都产生的真正的内需，这才是政治改革最大的内在动力。就中国目前阶段，最强的内需是反腐机制建设、党内民主机制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和法治社会的建设。非西方国家民主试验不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从自己国内的内需出发，而是从西方国家的要求出发，严重脱离了本国人民的真实需求，老百姓要求创造就业机会，政府和议会却在天天争论修宪和废除死刑之类的事情，肯尼亚、蒙古、乌克兰等都是这样的情况。

    第三是民生为大，也就是说不仅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改善民生，而且民主建设也要着眼于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全面提升人民生活的品质，落实到政府为百姓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落实到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第三世界民主试验之所以频频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西方推动的是为民主而民主，结果是政治机器空转，导致无穷的内耗，多数老百姓的生活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