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电脑、废瓶子、废罐头、废纸箱一一加以分拣，重新处理，这些人没有手套、口罩等最起码的劳动保护用具，连焚化废锡铁皮的炉前工也不戴口罩和眼镜。S君告诉我这里大部分劳工每日工作12小时，日均收入不到1美元，周末也不休息，自己还要管吃。

    孟买贫民窟里有很多非政府组织，其中一部分是真心诚意地为贫民做好事，如办学、行医等，但另一部分则是黑社会组织，在贫民窟里呼风唤雨，甚至控制了供水（这个贫民窟每天只有3个小时的自来水供应）、供电（经常停电），他们还与政客勾结，使孟买的贫民窟成为一些政客的稳定票仓。

    血汗劳动、童工奴隶、专横的黑社会，这一切不是发生在印度的穷乡僻壤，而是发生在这里，发生在印度的经济、金融和文化中心，发生在“印度的上海”，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这个所谓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里，人们对这类事情似乎已经麻木，原因大概有三：一是这类事情太多，数不胜数，法不责众，大家都睁一眼闭一眼；二是这里的劳工大都属于低种姓，其他种姓的人很少关心他们的命运；三是这里很多的政府部门和官员腐败成风，早被雇主收买了。

    我问S君政府为解决贫民窟做了些什么？他告诉我，1995年政府制定了一个计划，五年内要改造孟买90万户贫民窟“住房”，但五年过去了，一共完成了6000户的改造（户均5人，改造后的户均居住面积为21平方米）。我怕自己听错了，又问了他一下，他干脆用笔把这句话完整地写在我的笔记本上。在《中国触动全球》一书中，我曾写到自己过去访印的观感：“你可以开车从北京或上海市中心出发，往任何方向开，只要不开到海里去，不开出国境线，开20个小时，你会看到很多的农村和城市，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贫困现象加在一起，可能会少于你从印度的孟买、德里、加尔各答市中心往城外开2个小时所看到的贫困。这些印度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还是印度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但你仍不时可以看到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已经绝迹的那种赤贫：几十万人居住的大片的贫民窟，那种衣衫褴褛、无家可归的赤贫。通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赤贫人数大幅下降，而印度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次访印之后，我认为这些话一个字都不用改。

    印度有一大批长于空谈的政客，他们在竞选时总是胡乱地向选民开空头支票，什么“五年后让世界忘掉上海，只谈论孟买”，以我对印度的观察，孟买二十年后也达不到上海今天的水平。坦率地说，在这个印度最发达的城市，今天一半居民的居住条件还不如中国大部分的农村地区，还不如我们汶川地震灾区的简易房，真不知道孟买怎么赶上上海，真不知道印度怎么赶上中国。印度这几年在软件、服务外包、制药等行业有长足的发展，说明了印度这个国家确实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某些方面的经验也值得中国借鉴，但这些行业迄今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有限，印度的人口增长又快，印度也因此而无法解决长期困扰自己的赤贫问题。

    国内一些人主张学习印度的民主，甚至学习印度的贫民窟，认为这是尊重人权，我真想建议这些人去印度发达地区的贫民窟小住一两天，亲身体验一下印度劳苦大众的实际生活状况，了解一下什么叫“贱民”，什么叫“滚地龙”，什么叫“暗无天日”的生活，什么叫“儿童奴隶”，什么叫“黑社会民主”，什么叫“没有最起码的尊严和人权”。其实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往往就像一把铁尺，规范着一个国家公民社会的水准。印度如此低劣的发展水准，也是印度公民社会质量不佳的重要原因。

    我知道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超过了印度，他们引用亚洲银行关于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印度的数字来说问题。中国贫富差距扩大是一个事实，需要我们非常认真地处理，但印度的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