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时乘了一回新干线，亲身体验了一下这种像风一样飞驰的高速列车。他深有感触地对周边的人说：“这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可以告慰邓小平的是：三十年来，中国一直在跑，在追赶发达国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三十二年过去了，邓小平乘坐过的日本的新干线还维持在时速250公里，而中国自己开发的高速铁路已经跑出了每小时394公里的速度，中国高铁总里程也很快超过了欧洲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一。这种跨越式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震动。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0年国情咨文中相当不安地说：我们没有理由让中国拥有最快的铁路。他想以中国的迅速崛起来激励美国人的奋斗精神。

    从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速度无疑是人类文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西方历史书上把1848年到1875年这段速度大提高的时期称为西方的“经济革命”时期：钢铁产量剧增，铁路横跨欧洲和北美，苏伊士运河开凿，新兴大都市不断涌现，上千万的移民，英国工业革命达到顶峰，美国、法国、德国工业革命一波接一波地展开，西方确立了领先世界的地位。今天，当中国高铁伴随着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当中国的三大世界级经济圈通过四五个小时的高铁连成一片的时候，当“四纵四横”的高铁网络把大半个中国都连成一体的时候，它带给中国的绝不只是速度的改变，而是中国人时空观念的转变和生活方式的革命，是世界上最大的统一市场的形成，是全球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标准的逐渐出现。

    中国高铁发展的思路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中国模式背后的基本思路。我们建设高铁的指导方针是：“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我们先是利用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优势，通过谈判让世界四大公司转让部分高铁技术；然后是组织自己十多万科研人员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整合、创新，最终形成了超越西方水准的新技术和新标准，创造了中国品牌，使中国得以引领今天世界的“高铁时代”。纵观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这也是中国模式的战略思路：既学习别人之长，也发挥自己优势；在对别人之长进行学习、消化与整合的过程中，大胆创新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东西，实现对西方标准的超越，并最终影响世界。

    我前面提过的中国古代田忌赛马的故事在这里也适用。总体上，西方比我们强大，我们要追赶西方，如何做到呢？我们采用了田忌的办法，即在自己总体实力不如对手的情况下，认清自己的相对优势并把它发挥到极致，最后取得了比赛的胜利。《孙子兵法》上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也是这个道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的逻辑就是既向自己的对手学习，也不放弃自己的优势，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对我们对手的局部的非对称优势，并通过这种不对称优势逐步扩大战果，最终在比较多的领域中赶上甚至超越西方。中国高铁的发展过程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这种以我为主、整合创新的思路在中国各项事业中都有所体现：

    我们学习了西方的市场经济之长，推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挥市场支配资源的效率，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结合中国强势政府的传统，提出了富有创新精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市场支配资源的效率，也有社会主义保证宏观平衡的优势，从而使中国经济出现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持续增长。

    我们学习了西方的“数目字管理”，大大改进了我们各行各业的管理水平和运行质量，但我们也发展了中国的“宏观整合力”。我们的宏观整合与调控既在经济形势严峻的时候进行，也在经济发展顺利的时候进行，从而使我们较好地避免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开始的金融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