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成为世界上表达能力最丰富的语言之一。“文明型国家”的治理也是一个道理。沿着中国文化“求同”的思路来处理中国面临的各种矛盾，效果就会比较好，国家就有希望，无论是地区间的矛盾，还是企业间的矛盾，还是官民矛盾，还是劳资双方的矛盾，只要把重点放在寻求各方的共同利益，效果一定比较好，因为中国人有“求同”的文化基因。反之，如果放弃自己的传统，转而采用西方“求异”模式，则可能造成冲突、混乱和动荡，甚至内战。西方推动的“民主化”给许多国家带来的动乱和战争就说明了这一点。

    “文明型国家”也可以促使我们反思许多今天习以为常的观念。比方说，用人均GDP来比较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实际上作为不同质的国家，这种简约化的比较是靠不住的。一个数百名乐手组成的超大型交响乐团和一个小号手、一个小提琴手或一个室内管弦乐队怎么进行比较？如果硬要比较，恐怕先要在质和量方面作一个规范。按照名义人均GDP进行比较，瑞士比中国高很多，但中国至少有上千种瑞士没有的产业。瑞士这个小提琴手再好，也不能产生中国这个交响乐团给人带来的震撼。如果一定要把两者进行比较，恐怕更为合适的方法是把中国这个交响乐团中的小提琴手请出来和瑞士这个小提琴手比较一下。比方说，把800万人口的苏州与700万人的瑞士比一比，这样的比较才更有意义，更容易使人找到感觉。毕竟连举重比赛都不允许重量级和轻量级互相换位的，更何况比举重比赛复杂一万倍的国与国之间的比较呢？

    中国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的经济空间、社会空间、政治空间、文化空间、地理空间与绝大多数国家的差别都太大了。如前所说，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理论上，中国的各种问题比美国多四倍也应属于合理范围。其实美国的问题不少于中国，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监狱囚犯总数超过中国，尽管美国人口少于中国的四分之一。中国发达板块与美国的可比性很大，前面谈到的上海超越纽约就是这样的比较，中美两国居民家庭净资产的比较也属这一类比较。

    再比方说，有人用出境人次的统计来反映生活水平的变化。2009年，中国出境人次是6000万，这已经是了个不起的成就，但中国是个“文明型国家”，一国等于“百国之和”，你跨省旅游的距离和费用就超过中小国家的跨国旅游。你从奥地利经过斯洛伐克到匈牙利、到捷克，大概就等于上海到南京，中间在苏州、无锡下来走走。如果要用出境人次来反映生活水平的变化，那你至少要把中国国内坐飞机和坐高速火车的人数都算进去，才能作出更为准确的判断。韩国2009年的出境人次为3000万，但韩国国土面积狭小，一上飞机就出国了，所以出国更为频繁。从表面看，中国出境人次只是韩国的两倍，而实际上中国具有出境实力的人是韩国的许多倍。

    同样，当你把西方国家不再作为单个国家来看，而是作为另一种文明的组成部分来看时，你便获得了一个更宽广的历史感、文化感和现实感，从而也能更准确地把握这个文明与生俱来的长处和短处，更好地了解如何与之打交道，并可以大大增加自己的民族自信心。你可以比较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演化的不同历史特征，比较西方国家崛起与中国崛起的路径和代价。比方说，你会发现西方文明的崛起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民主化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奴隶制、殖民主义、种族灭绝、法西斯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以强凌弱、从全世界贪婪吸金的过程。你会发现信奉西方政治文明的国家中既有像芬兰这样腐败比较少的北欧国家，也有腐败十分严重的希腊和黑社会势力超强的意大利，更有一大批陷入饥荒战乱的第三世界“民主国家”。你还可以发现中西方文明此长彼消的长期趋势：我们曾领先西方上千年，但从17世纪开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