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近300年的沉浮沧桑,自然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得天下开始。
朱元璋得天下,在朝代更迭里,是一段草鱼化苍龙的传奇:放牛娃出身的苦孩子,削平群雄北逐暴元,开创享国近300年的大明王朝,赫然成为中华五千年出身最贫寒的开国皇帝。成功之神奇,为历代所称颂。而数个世纪以来,一个问题却始终争论不休:他是怎样做到的?
历朝看法各不相同,主修《明太祖实录》的明初大儒董伦感叹:“盖因天命所属,时运眷顾也。”一句“天命”,颇有“君权神授”的味道。改革家张居正言:“太祖得天下,因不拘成法也。”说“不拘成法”,赞朱元璋,顺便也给自己的改革“贴金”。清朝史学家赵翼评:“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也。”草根出身的“淮右布衣”,成了清朝史家眼中的“复合型人才”。近现代台湾史学家李光涛则归结出了朱元璋成功的六字要诀:用贤,善学,敢战。时代更迭,后世旁观者清的见解,各有千秋。
各有千秋的见解,串联起朱元璋的成功史。无数的历史画卷中,被遗忘的却是发生在大元朝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的一个“盲点”,恰是这个盲点,藏着朱元璋问鼎江山的答案。
这个盲点,是一次普通的问答,主人公是朱元璋与刘基。背景简单:一个是已占有南京,基业初立,却身处元朝廷、张士诚、陈友谅三强夹缝中,争天下局面正走到“十字路口”的“红巾义军将领”朱元璋,一个是声名在外的江东大儒,乱世中久历沉浮,经多次邀请方投奔而至,初来乍到的大谋士刘基。
对话的内容很复杂,后世多注意了刘伯温进献的堪比“隆中对”的《时务十八策》,却忽略了其中朱元璋的一个问题以及刘基的回答——义军“九恶”论。
朱元璋的问题是:天下“义军”(红巾军等反元农民军)之所以屡起屡灭,难以成事,其根由在何处?刘基答:所谓“义军”,虽一时兵势浩大,却多难长久,其原因正在于“九恶”。九恶者,一恶“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二恶“攻伐无度,形同流寇”;三恶“时降时反,相互猜疑”;四恶“粮饷不能自足,临阵不知兵法”;五恶“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六恶“为将者心胸狭隘”;七恶“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八恶“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九恶“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史载朱元璋边听边“闻之勃然色变”。而刘基却毫无惧色,继而总结发言:“九恶不除,虽称义军,实则草寇流贼。”
这番宏论实在是大胆,彼时的朱元璋虽已是割据一方的吴王,却依然奉红巾军头领“小明王”为正主,所谓“九恶”论其实是当面骂了朱元璋。刘基话音刚落,朱元璋“愤然而起,掷杯怒目”,眼看着,刘基仿佛要人头不保了。
然而片刻之间,朱元璋朗声大笑,满面怒气化作乌有,一句赞叹脱口而出:“千古名骂,万载相传!”
刘基没有骂错,朱元璋更没笑错,所谓“九恶”论,虽条条如刀刺中朱元璋死穴,却是他从此打开帝王之门的钥匙。
“九恶”论如此重要,究原因:首先,“九恶”点出了朱元璋军队自身的弱点,可谓振聋发聩;二者,“九恶”点出了与朱元璋同时代的诸多“豪杰”不能成大事的根本原因,预言了他们最终失败的命运;最后,“九恶”点出了两千年历次农民起义虽轰轰烈烈,却大多只能走向灭亡,徒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根由。甚至之后的明末农民起义,乃至清末太平天国运动,其结局也终不幸被“九恶”所言中。提出“九恶”的刘基,果不负他“渡江文士无双”的评语。
刘基能够总结出“九恶”,实非偶然。面见朱元璋时的“九恶”论,其实早在4年前,就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