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不明白为何称任正非为狼性企业家。这大概源于不同人采用的不同的描绘手法。我用的是素描法，涂抹擦描，反反复复，自己还觉得画得不像，而别人用的是标签法，一次就贴好了，毫不费神，看起来也很容易懂。

    如果非要用动物比喻任正非，我宁愿用“牛”。他是用知本主义武装起来的牛，不仅是毫无怨言拉车的牛，也是很牛的“牛”。我知道他很牛，最牛之处在于水平和干劲的持续性。刚到华为的时候我还可以被称为大好青年，如今却已是碌碌的中年汉子。你看人家任正非，仍然一如既往地自我批判、艰苦奋斗、大胜在德，并乐此不疲。他给我的感觉岂止是“牛”，简直就是一架机器，而且还是若干架子机器—危机机器、文章机器、运动机器、口号机器、低调机器、增长机器、市场机器、宣传机器、变革机器、情感机器、读书机器以及许许多多叫不上名字的机器和子机器—组合而成的机器。

    何谓机器？就是能够源源不断地生产成品、半成品的部件、零件。不仅如此，机器甚至也能生产机器。这是我从大量的华为事件、任正非的言论和思想中所形成的感性认识。

    感性认识往往是真实的认识。用商品生产商品，用机器生产机器，任正非不但生产华为这个企业组织所需要的零件，也亲自把这些零件组合起来，组成装配线、流水线、印钞机，以生产更多的成品、半成品和机器，当然还有利润、成长和日益增多的“世界级”元素。任正非简直差一点就成了变形金刚。

    与其说任正非是动物，不如说我们才是动物，不如说他的国内竞争对手是动物，他的国际竞争对手是动物，媒体是动物，唯有任正非是竞争机器。动物与机器竞争，如何能取胜！

    至此，我们终于可以谈竞争机器了。

    虽然从写作一开始我就认定，任正非是竞争机器，虽然他在创办华为之后就有一种机器性，但是为了谈论它，我还是要先拐弯抹角、东拉西扯、慢慢吞吞、来来回回、反反复复、顺藤摸瓜、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说些别的，以便当我们开始真正谈论任正非这架竞争机器的时候，机器已经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地成了机器。

    对于将任正非认定为企业家机器，我也不是没有迟疑过。按理说，即使叫机器，我们也应该把一个组织叫做机器，而不应该把一个人叫做机器。可是正如我们所感觉到的，华为各方面的改变、发展几乎全是由任正非驱动的，他简直是华为这个组织的“创意的源泉，行动的中心”。脱离了任正非，我们甚至几乎感觉不出华为有何特殊之处，也不敢确定华为还会不会是今天的华为。媒体喜欢谈论任正非的接班人问题，但是我们心里明白谈论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不管是华为现在哪一位干部，不管是任正非的儿子或是别的什么人，要超越任正非，都是不可能的。谁都不可能代替任正非的价值和影响力，谁都必须重新证明自己。在这种情况下，选谁做接班人，真的会有什么区别吗？有时候我也会想不通：任正非这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莫非有点“非人”的因素在里面？因此我难免会想到用超越人性的东西来描绘任正非。的确，这一比喻性描绘存在不好理解的成分，但要认识任正非，我们就要敢于突破自己的认识框架，就要有勇气承认任正非的能量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和新颖。

    在写作本书之初，我的立意是抽出一条简单的线，即任正非的世界级竞争智慧。为什么我不直接列出几个要点：竞争智慧一、竞争智慧二……然后围绕着每一要点去清清楚楚、言简意赅、条分缕析地写呢？为什么我要拐弯抹角、东拉西扯、慢慢吞吞、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地写呢？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单纯地、直接地说任正非是一架竞争机器呢？因为那样就显得太突兀了，容易让人以为又是一个关于任正非的蹩脚比喻。而我要做的是描绘出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