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客户服务是华为存在的唯一理由。”不是我想引用华为的名言，而是任正非的语气太坚定了。这样的气质，往往出现在认死理、不留情面、毫无心机的人身上。平常我们见到这样的人，会说：“呵，这人太理想化、太单纯了。”而熟悉华为的人知道，“生存”、“活下去”，或类似意思的语言，是任正非打理华为的表述基础，其重复使用率和“自我批判”、“在思想上艰苦奋斗”不相上下，共同构成了任正非的“关键词”，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俯拾皆是。

    这种始终身怀忧患意识，每一根神经都关乎荣枯兴替、生死存亡的特质，一直是中国文化中理想人格的一个基本属性。自古以来，这种特质就存留在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里。在这一点上，任正非与古人一脉相承，应该说也算不上稀奇。因此，任正非也必定知道，即使有不绝如缕的忧患意识、即使有前赴后继的鞠躬尽瘁，荣枯兴替仍然频频发生。任正非也必定清楚，在中国历史上，那些具有理想人格的人、那些忧国忧民的人、那些实实在在去干事情的人，在中国的社会环境里，往往难逃失败的命运。

    其实任正非挺担心“难逃失败的命运”。他多次讲话表示华为不能做先烈，不能太超前，只需领先半步、领先“一英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在组织建设方面更加重视的是改良而不是激烈的改革、革命，生怕遭遇与北宋名臣王安石改革一样的后果、命运。但任正非的可贵之处在于，即便如此，他也要有理想，只不过他把理想的色彩埋得很深。

    能够生存下来的必定有其原因。在无比艰险和没有生存可能性的情况下，在注定要失败的压力下，能够生存下来，必定有特别特别巨大的、非常人可比的智慧；不仅要有智慧，还必须具备能将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存优势的执行力和韧劲。

    自进入华为后，我一直觉得任正非有一种特别的气质。而这种气质究竟是什么，很难描述，可以将其粗略归为一种理想主义色彩，但这种理想主义色彩又常常被任正非表现出来的巨大的生存危机感、对现实的残酷的清醒认识所掩盖、冲蚀，从而若隐若现。有时，它会像一根无形的弦，在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的内心拨动。不过身处在这个金钱至上、浮躁快活的商业时代，这样的波动往往很快就会趋于平淡，久而久之也就只知道任正非厉害，不知其中竟蕴涵着理想的色彩。

    在华为，只要你跟任正非打交道—直接的或间接的都行，最好是直接的—就会感受到一种久违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不经意间从他的言谈中就会流露出来，你就会觉得这家公司很与众不同。而如果你不跟他打交道，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在华为就比较明显。别的领导即使在需要务虚的时候谈理想，也会让人觉得很功利、很应景，是在做样子而已。我记得有某位高层领导，特别热衷于情景管理、潜力苏醒之类的坊间最流行的管理培训课程，经常花公司的重金组织公司干部参加管理培训。他每每在培训期间都会当着老师和所有参与者的面，情真意切地宣布：“大家不要叫我某总，直接喊我的名字吧！”然而往往是一走出培训教室的门，他便回到了原来未经培训时的本色，一如既往地以自己的方式声色俱厉地教导大家要怎样做一个全面的人等等。其实他自己的作风一向是对人苛刻，经常搞得下属紧张兮兮，大气不敢出，明明知道他提出的很多东西没有必要、没什么道理、不太合理，也不得不去应景式地顺应。他的那个态度可一点儿也不“情景管理式”，那个语气也一点儿都没怎么“潜力苏醒”啊。但是任正非就没有这种毛病，他往往是在最严厉、严肃的时候，也让大家感觉到一种合理性。

    同样是培训，任正非做得就非常有人情味。刚进华为的那几年，我注意到，每次开会时任正非都会问：“某某来了没有，为什么不通知某某来？还有你们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