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未知。

    她往洗澡水中添了些冷水。

    “一切都源于未知。”一位身材娇小、长相优雅的女人曾这样说。她是谋杀受害者互助组的一位成员，瑞秋和丈夫参加过几次互助会。他们坐在查兹伍德区一个冰冷的社区礼堂里，颤抖的手握着装着速溶咖啡的一次性塑料杯。那女人的儿子在一次板球练习后被人谋杀于回家的路上。由于没有目击证人，那孩子无声无息、不明不白地去了。

    “都因为该死的未知。”

    那女人声音柔美，发音与英国女王极像，听她说话就像在听女王宣誓一样。

    “我不愿对你说这些，亲爱的。可知道了真相并不会让你好过一些。”一个矮胖的红脸男人打断了她。谋害他女儿的凶手已被送进监狱。

    瑞秋和艾德都很不喜欢那个红脸男人，他们不再去互助组都是因为他。

    人们总认为悲剧使人明智。悲剧似乎能自动将人提升到一个更高的精神层面。但瑞秋不这么认为。悲剧使人变得可怜且充满恨意，不会带来什么智慧或领悟。对于人生，瑞秋并没什么高见，仅仅认识到它随意、残忍。一些人残忍地杀人，一些人残忍地被杀，我们都有可能因为自己不经意的错误付出巨大代价。

    瑞秋用冷水打湿毛巾，像发烧的病人一样敷在额头上。

    七分钟。她的错误能用分钟衡量。

    马拉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连艾德都不知道。

    那时候珍妮时常抱怨自己整天都打不起精神。“多做些运动。”瑞秋不断对女儿说，“别那么晚睡觉。多吃点东西！”珍妮简直瘦得皮包骨。后来，珍妮抱怨自己的后背隐隐作痛。“妈妈，我真心觉得自己患上了腺热。”瑞秋听罢预约了巴克利医生，希望检查之后女儿能意识到自己身体无恙，只需要做好妈妈建议的事就行。

    珍妮通常在惠康比站下公交。瑞秋原计划去高中接女儿，直接把她领到巴克利医生的诊所。她那天早晨还提醒过女儿。

    然而瑞秋迟到了七分钟，待她行驶到街角珍妮已经不在那儿了。“她一定是忘了。”瑞秋不耐烦地用手指敲击着方向盘。珍妮讨厌等待。这孩子实在没耐心，瑞秋又不是准时准点的公交司机。那年头还没有移动电话。瑞秋别无选择，只能在车内等，十分钟后她无奈地开回家打电话取消预约。

    瑞秋其实并未感到担心。她明白珍妮的身体好得很，预约医生只不过是为了让珍妮安心。过了许久，直到嘴里塞满三明治的罗布问珍妮去哪儿了，她抬头看时钟的那一刻才开始感到一丝恐惧。

    没人见到珍妮在路旁等母亲。瑞秋从未想过短短七分钟会给她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后来，瑞秋从警察的问询中得知，珍妮约于三点半出现在康纳·怀特比家，他们还一起看了会儿录影带（多丽·巴顿的《朝九晚五》）。之后珍妮说自己有事要去卓士活区，康纳便把她送到火车站。除了康纳，没人见过珍妮。人们甚至不记得她是否上了火车，有没有到达卓士活。

    珍妮的尸体次日清晨被两个九岁男孩发现，他们当时恰好骑车路过合欢谷公园。他们在运动场停下车，发现珍妮躺在草坡上。珍妮的校服像毯子一样盖在身上，像要为她取暖。珍妮手上握着一串念珠。她是被人勒死的，死因是“创伤性窒息”，未发现挣扎痕迹。她的指甲里找不到一点DNA，也没有可用的指纹和毛发。

    没有嫌疑人。

    “可她究竟为何要去那儿？”艾德不断问起，好像问得次数多了瑞秋便能想起答案。“她为什么要去那个公园？”

    有时在问过一遍遍同样的问题后，艾德会气恼地啜泣。这让瑞秋无法忍受。瑞秋不愿看到他的悲痛，不愿分享他的悲痛。她自己的悲伤已经够糟了，又怎么能承受得起两份伤痛？